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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移民創業企業家維韋克·瓦德華（Vivek Wadhwa）來到美國并留了下來，他創建的兩個公司為美國人創造了一千多個就業崗位。現在身為學者的瓦德華親眼看到，現在的移民并沒有追隨他的腳步。每一年，他都會問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自己班里的外國學生，有多少人想永遠留在美國。“以前，每個人都會舉手，”瓦德華談到，“可現在，他們會不解地看著你，他們會問你：‘你是什么意思？’”
瓦德華和四位合作者在考夫曼基金會（Kauffman Foundation）——設在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為企業家精神研究提供支持的一個非盈利性組織——最近推出的一篇報告中寫到，對大多數希望創建企業的高技能移民來說，美國已經不再是他們的“希望之鄉”了。在這篇題為《對歸國企業家來說，印度和中國確實更令人神往》（The Grass Is Indeed Greener in India and China for Returnee Entrepreneurs）的報告中，研究者們對153位從美國返回印度或中國創建企業的專業人士展開了調查。他們發現，72%的印度歸國人員和81%的中國歸國人員認為，在自己的祖國創建公司的機會比在美國的機會“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有人認為，對美國來說，移民回國潮是“人才外流”（brain drain），因此，美國需要全面檢查自己的移民政策。他們認為，把未來的企業家打發走，美國會喪失新公司、新工作崗位以及經濟的長期增長。不過也有人認為，（他們的離去）給美國經濟帶來的推動力與其負面影響的強度是一樣的：隨著中國和印度的經濟日趨繁榮，他們在本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的機會極具誘惑力，無法抵抗。有些專家認為，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移民的回歸對美國來說都并不意味著損失。他們將這股回歸潮更多地視為一場“人才循環”（brain circulation），這個循環對兩岸的經濟都有好處。
身為哈佛法學院（Harvard Law School）資深研究員、杜克大學企業家精神和商業化研究中心（Duke's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主任的瓦德華，關注的是各種觀點中“人才外流”的一端。“這不是人才外流，而是‘腦出血’（brain hemorrhage）。”他堅稱。他認為，歸國潮是個政策問題，是簽證系統在911和dot-com泡沫破裂后出現故障的后果，50多萬移民人才為此深受其累。瓦德華指出，現在，未來的創業企業家要在“綠卡無著落”（green card limbo）的狀態等待數年的時間，他們被束縛在H-1B簽證（指特殊專業人員臨時工作簽證，是美國為引進國外專業技術人員提供的一類工作簽證。申請者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理論與實踐知識，并完成高等教育的專業課程。——譯者注）的工作上，既不能轉換雇主，也不能晉級。“你不但無法創辦一家企業，而且你的職業生涯發展也陷入了停滯。”
這是與瓦德華30年前從印度移民到美國時完全不同的情形。“我只用了18個月就拿到了綠卡。”他回憶說。15年后，他創辦了第一家企業——這種情形并不少見。2007年，瓦德華在對2,000多家公司進行的一項全國性調查中發現，事實上，在1995年到2005年期間創建的每四家公司中，就有一家企業至少有一位移民創建者。而在硅谷，這類企業的比例則高達52%。
瓦德華認為，如果提供較好的機會，移民會繼續在美國創辦企業。他認為，《創業簽證法案》（the StartUp Visa Act）——為擁有足夠的風險投資創辦企業的移民發放綠卡的一項國會提案——將會“讓企業家精神奔涌而出”。這個法案“在短期內就可以創造出數千個工作機會，而從長期來看，則可以創造出數十萬個就業機會。”在考夫曼基金會的那份報告中，盡管不到10%的接受調查者稱，簽證在他們是否回國的決定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80%的接受調查者稱，簽證問題“并不重要”或者“一點兒都不重要”，不過，瓦德華卻對這些反應持懷疑態度。“人們說，他們之所以回國是因為經濟發展的機會，但是，實際情況卻是，我們沒有給他們提供在這里扎根的機會。”
比一張綠卡更復雜
瓦德華的合作者之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學院院長安娜利·薩克斯尼安（AnnaLee Saxenian）教授認為，移民回國有很多理由。“我認為，中國和印度移民回國的主要理由在于，他們的祖國能給他們提供經濟上和專業上的新機會。”她談到。“然而，取得簽證的艱難，自911之后美國對外國人的疑心，以及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也都是將他們‘推出去’的原因。”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伊桑·莫里克（Ethan Mollick）認為，移民回國的決定遠不是一張綠卡這么簡單。“將他們歸國的決定完全歸因于政策有失公允。”莫里克談到，他曾研究過創新行業的初創企業。歸國人員在決定走向何方的時候，考慮的不僅僅是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勞動力成本、資金籌措、基礎設施和法規，而且還會考慮到社會支持系統、生活質量、家庭關系以及很多其他因素，他談到。“這是個很復雜的決定。”
考夫曼基金會的這份報告指出，印度60%的歸國人員和中國90%的歸國人員談到，在自己的回國決定中，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機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分別有76%的印度歸國人員和51%的中國歸國人員認為家庭關系非常重要。超過60%的印度歸國人員和51%的中國歸國人員稱，為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想法激勵自己回到祖國。
莫里克指出，截止到目前，對初創企業來說，盡管在風險投資和商業網絡方面，美國“依然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更具優勢”，不過，其他地方也變得越來越具有競爭力了。“現在，每個人都認識到了，初創企業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之一。”他談到，他還指出，美國62.5%的新工作崗位來自成立不到5年的公司。很多國家正在建設技術中心，并制定了激勵計劃，以吸引高技術創業企業家。舉例來說，智利就為高技術企業家提供永久居留簽證、3萬美元的啟動資金以及5年的房租，以便讓他們大膽地將企業轉移到這個南半球國家。
沃頓商學院會計學教授、企業家精神的學術性雜志《企業創業學雜志》（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的編輯蓋文·凱撒（Gavin Cassar）指出，企業家的支持網絡也開始轉移到海外。從歷史上來看，美國之所以一直是對人才充滿吸引力的國家，部分原因在于，美國擁有為成功初創企業服務的體系——其中包括律師、會計師、風險投資家、天使投資家以及有助于交易完成的規章制度。但是，隨著移民創業企業家開始回歸祖國，隨著美國的經濟陷入艱難處境，美國的風險投資家越來越愿意在海外投資了。除此之外，富有或者擁有風險投資經驗的移民也開始在自己的國家尋求機會，并將某些支持體系帶回了國內。“在過去的5年到10年中，成本效益（cost benefits）已經確定無疑地轉移到了”移民所在的國家，凱撒談到。“企業在這些國家運營的劣勢開始逐漸消除了。”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戴維·許（David Hsu）認為，對移民來說，另一個“吸引因素”可能是：比起那些在專業技能上與自己形成互補的人來，初創企業的創建者可能更愿意與自己同種族的風險投資者達成合作。“我們愿意與我們更相似的人打交道。”戴維·許談到，他研究分析了初創企業創建者和風險投資者的各種特點，以期弄清他們結成伙伴的原由。戴維·許研究了每組伙伴背后的各種因素，其中包括性別以及是否是校友等因素。“結果表明，有很多伙伴關系的基礎是：‘我們兩個都是印度人’或者‘我們兩個都是中國人’。”在考夫曼基金會的那份報告中，19%的中國公司和5%的印度公司獲得了風險投資。大部分公司（73%的中國公司和86%的印度公司）都是用個人積蓄創建的。
知識交流
戴維·許談到，對考夫曼基金會那份報告談到的政策潛在影響，他還“不能做出肯定的結論”，因為歸國創建企業的人是否本可以給美國市場創造同樣多的價值尚無法確定。他列舉了搜狐創建者張朝陽的例子。作為中國最早歸國的創業企業家之一，張朝陽在波士頓的麻省理工學院（MIT）取得博士學位之后，于20世紀90年代初，也就是中國的互聯網行業剛剛興起的時候，回國創建了漢語搜索引擎和門戶網站。該公司未經審計的第一季度報告顯示，現在，公司擁有一千名員工，并在2011年第一季度創造了創紀錄的1.744億美元的收入。“如果張朝陽在美國創辦企業，是否能創造同樣多的價值還是個懸疑問題。”戴維·許談到。當張朝陽回國創建自己的企業時，（與搜狐）類似的多個網站在美國已經構建完成了——在dot-com泡沫破裂以后，硅谷的某些初創企業也徹底崩潰了。“你不能只是從一個角度來觀察表現指標，之后說，從一對一的角度來看，我們喪失了那些價值。因為兩國的環境是完全不同的。”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洛麗·羅森科普夫（Lori Rosenkopf）對人際網絡和協作狀況的研究表明，即便移民確實回到了自己的國家，美國也能從他們與美國的長遠距離中獲益。通過對專利引證的分析，羅森科普夫研究了當工程師從一家企業轉到另一家企業時的知識流動形式。以前，人們一直認為，如果一位工程師離開了一家企業，他的所有才能和知識都會被他帶到新公司。但是，羅森科普夫發現，他并沒有將自己的智能全部帶走。“他雖然去了新地方，不過，他仍然與老企業保持著社會聯系，這樣就形成了知識的交流。”她談到。羅森科普夫注意到，在專利申請中，兩家企業的工程師經常會引述老同事的工作成果，所以，她得出的結論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工程師依然在繼續協同工作，因此，兩家企業都能從中受益。她還發現，人們走得越遠，這種交流越多。“當人們距離更遠，身處不同的地區時，這種學習的效果實際上會更為顯著。”她談到。
盡管羅森科普夫還沒有研究過移民的知識流動問題，不過，她對人際網絡和協作的研究表明，移民歸國會增加兩國之間的交流。考夫曼基金會的報告顯示，歸國的創業企業家非常看重與美國保持聯系：84%的印度歸國企業家和81%的中國歸國企業家稱，他們與美國的家人和朋友保持著每月至少聯系一次的頻率；66%的印度歸國企業家和55%的中國歸國企業家均與美國的前同事保持著聯系；在過去兩年中，印度和中國的歸國創業企業家去美國或者其他國家工作旅行的次數平均分別為2.5次和4.3次。
考夫曼基金會報告的合作者王輝耀認為，對美國來說，移民歸國并不是個問題，因為他確信，這是個長期交流的開始。“我認為這并不是美國的人才外流，我將其稱之為人才的流動。”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Harvard'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訪問研究員、設在北京的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主任王輝耀談到。王輝耀將現在的人才流動模式稱為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是商品的交易，隨之是資本的流動——而現在則是人才的流動。王輝耀指出，很多中國企業家通過將其公司在納斯達克市場上市的方式又回到了美國，而且也在使用美國的律師、會計師和通信機構的服務。“政府的政策應該促進人才的這種流動。”王輝耀談到。“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中，應該有更多的人才交流。”中國人將歸國人員稱為“海龜”（sea turtles）——“海歸”的諧音。王輝耀認為，現在，更好的稱謂應該是“海鷗”——因為它們會飛來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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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沃頓知識在線 編輯：崔旭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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