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汝蘅:我關心天橋一帶的文化氛圍
中國芭蕾舞團成立了50年,而趙汝蘅從事芭蕾事業(yè)已有53年,做過演員,當過領導,她幾乎見證了中國芭蕾事業(yè)從無到有的完整進程。而今作為政協(xié)委員,趙汝蘅覺得責任特別大:“要反映的問題和要帶回去的方向,都特別重要。我也特別愿意參加這樣的會,能學到很多東西。”
芭蕾舞團座落在宣武區(qū)五十年,趙汝蘅關心的焦點也自然地落在了宣武區(qū)天橋一帶的文化氛圍:如何打造一個優(yōu)秀的演藝園區(qū)。
這一提案也引起了朱軍的共鳴:“在金融危機之下,在我們在籌劃如何拉動內需時,讓大家有好的去欣賞藝術——這也是應做的另一種努力。”
關牧村: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政協(xié)委員關牧村這回帶了兩個提案。一個是培訓事業(yè),“現在待業(yè)人員這么多,培訓的工作應該跟上去,讓他們的技能和素質都能適應現在的發(fā)展。”
再就是慈善的中間平臺。關牧村希望建立一個網絡的平臺,定時、有定點在社區(qū),長期不間斷。“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大家可以把不用的東西如衣服、被子消毒弄干凈后,送到定點的地方,再送給貧困地區(qū)。家長帶著孩子去,對孩子也是一個好的教育。”
提出這兩個提案,也有一部分原因是關牧村受到親身經歷的觸動。春節(jié)時,她照例去探望了自己從前在工廠工作時的師傅。師傅窘迫的生活境遇,令關牧村心里很不是滋味,覺得自己沒有盡到職責。“我希望能夠在我們的社區(qū)也好,各個這種慈善部門也好,做起來這樣的(慈善)工作,通過做具體的事情,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夏菊花:建立國家馬戲院是二十多年最大的愿望
1964年,夏菊花第一次作為人大代表出席了人大會議。從選舉老一輩的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到聆聽溫家寶的報告,夏菊花的人大代表一直做到今天。主持人朱軍現場抖了個包袱:“夏菊花老師任人大代表的年份跟我的年齡一樣,45年了。”
“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我夏菊花的今天。”在六歲就開始練功的夏菊花心中,雜技是祖國的藝術,民族的藝術。“雜技在中國已經由3000多年的歷史,第一個走出國門的也是雜技藝術,這二十多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北京建立一個國家馬戲院,使雜技藝術更加豐富多彩、發(fā)展前進。”
圖左起為張抗抗、馮驥才、韓美林
張抗抗:原創(chuàng)權利是一切權利的最高權利
2008年夏天,張抗抗沿著黑龍江邊作了一個調研。她去了一個沒有到過的邊境農場,發(fā)現雖然農場也有了不少大型機械,但文化設施還是很薄弱。農場的工作人員盡其所能,用非常簡陋的房子建了一個常識紀念館,里面還有少量的叢書。
張抗抗說自己是從農場出來的“北大荒知青”,回頭看到這些,感觸橫生,于是有了她的第一份提案:國家的文化重點工程,要加大對邊遠地區(qū)的支持力度。
另一份提案來自她平常的思考積累:關于完善創(chuàng)新機制中,對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劇的過程中,著作權的維權。“提案我是跟中國電影協(xié)會的會長王興東委員聯(lián)合做的,所以不是完全站在作家的立場上,電影協(xié)會他們也認為這個問題非常大。”
在張抗抗看來,現在在講創(chuàng)新或文化創(chuàng)意,但如果創(chuàng)新的結果不能得到保護,創(chuàng)新機制是沒法激活的,或者說,創(chuàng)新的成果不能進入良性的循環(huán)。她語重心長地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奧運會上,運動員入場時,走在最前的不是東道主,也不是字母A打頭的國家,而是希臘隊,因為希臘是奧林匹克的發(fā)源地,奧林匹克的首創(chuàng),原創(chuàng)者。在《伯爾尼公約》里,原創(chuàng)權利是一切權利的最高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