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觀點
貼公車標識最利于社會監督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昨天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雖然國家有關部門曾提議推行公務用車統一標識、GPS定位等制度，接受社會監督。但他個人認為，只有張貼“公務用車”標識或將公車噴涂為特殊顏色圖案，才是最有利于社會監督的方式，監督效果才能更加顯著。反之，如果僅是對公務用車進行GPS定位，或只對公務車號碼進行公布，這樣的方式讓公眾仍無法有效識別公務車，公眾也不可能記住大量公務車的號碼。這類監督方式，仍可能只是局限在有關部門內部進行監督，甚至不排除有關部門可能只是對違規者內部處理，警告了事，無法實現公眾最大范圍內嚴格監督的目的。而且如果給全國所有公務車配上GPS，又是一大筆高昂的支出。
同時竹立家認為，一些地區推出的隨手拍公務車違法違規活動是種有效的監督方式，應該加以推廣。
取消部分公車不應推廣車補
目前一些地區和單位進行公務車改革時，在取消部分公車后，也對相關人員給予了事實上的車補。竹立家對此表示反對，認為不應推廣這種模式。他認為，我國職務工資之所以根據行政級別不同而高低有別，像局級工資高于處級，處級工資又高于科級，就是考慮到職務越高，承擔的職責越多，職務支出也相對更多。應該說，我國工資制度設計已經考慮了有關因素。再加上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在差旅費、會議費、培訓費等很多方面，都已經有了單獨支出和報銷的規定，因此從公務車改革的長遠目標來看，不應該再設立單獨的車補。
目前國內不少地區和單位都已經存在車補，全部叫停恐怕難度頗大，竹立家建議，應下調目前的車補標準。他介紹，目前一些地區和單位的實際車補上限都達到了每月2500元。對比來看，北京市的最低工資標準在全國屬于較高水平，也只有每月1400元。這種較高的車補上限，無疑更要高于當地相關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標準，這種情況于情于理都不合適。為此竹立家提出，今后有關部門和單位在制定車補標準時，不宜超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