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到底向誰問責？華東政法大學教授、行政法學專家鄒榮舉例說，在冷水江市的“在讀學生進事業編制”事件中，直接操辦的市編辦等單位工作人員固然有責任，而且紀檢、監察部門已經在依法依規追究“相關責任人員”的責任。但是，作出親筆批示的市委、市政府領導是否也是違反了規章制度，是否也是“相關責任人員”？
鄒榮說，去年9月，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柳明桓因為“特招”女兒事件引咎辭職，值得我們認真對照。“如果不問責到底，我們就會成為一個‘集體無責任’的社會。”
其二，“推倒重來”是否掩蓋責任？鄒榮表示，在多起“蘿卜招聘”事件中，事情一旦被曝光，相關責任部門就傾向于取消原先已經進行的招聘，更改規則后從頭再來。“但是他們有沒有考慮過，也有一部分寒門子弟是通過正當途徑應考，千辛萬苦通過了筆試的，讓他們也‘陪綁’‘吃藥’，這合適嗎？”鄒榮說，“‘推倒重來’千萬不能成為障眼法，把前面的‘暗箱操作’也都一筆勾銷。”
其三，別讓“工資待遇差”“留不住人”成為搪塞理由。上海大學教授、社會學家顧駿發現，在多起“蘿卜招聘”事件中，當地部門給出的解釋都是，招聘崗位工作艱苦，工資待遇差，本地人、本地干部家屬更能安心工作，等等。“崗位艱苦不艱苦、工資待遇差不差，這個讓應聘者自己判斷；本地人、本地干部家屬更能安心工作，則是明擺著的地域歧視和身份歧視。”顧駿說，“不要輕視群眾的常識、智商和判斷力，否則就會成為老百姓口中的笑柄。”
其四，必須重視細節這個“魔鬼”。“為什么大多發生在事業單位招聘？為什么大多在面試環節搗鬼？”鄒榮解釋說，相較比較規范的國家公務員考試，事業單位招考沒有全國統一的法律規定，各地各部門的自由度更大，更容易在這方面出臺“土政策”，把事業單位當“自留地”。進入招考環節后，相較于標準化打分的筆試，面試的可操控性更大，更容易打人情分。“我建議盡可能減少面試分數的權重。幾分鐘的時間，考官能問出什么來，能看出什么水平和能力？錄用后不是還有試用期嘛，這種檢驗總比面試要真實。”鄒榮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