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反腐需要理性回歸和頂層設計

今年8月，周文彬來到北京，希望舉報能有更新進展。

他的第一站是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領導熱情接待，但說，這事兒應該由檢察院立案偵查。”第二站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檢說，舉報案件太小，不受理，建議到地方舉報。”第三站是國土資源部，“簡要了解情況后，登記了信息在小紙片上，說具體材料也不用了。”回到安徽，周文彬到安徽省國土廳執法局舉報，“但也沒有實質性進展。”

至今，周文彬的反腐更多停留在微博世界里，雷聲很大，雨點很小。“微博炒得火，粉絲多，支持者也多，但并沒有引起相關部門的注意，完全依靠微博并不能產生多大的力量和實際效用。”

微博讓周文彬失望了，他經歷了個人情緒上的大起大落，圍觀和轟動讓他震驚，但隨之而來的現實的脆弱又讓他感受到失落。

回到安徽，他的舉報對象被提拔了，周文彬更加想不通。“我舉報他的事整個國土系統都知道的，這個時候提拔顯然是不妥的。”

“反腐的主戰場還應該是紀委”

“證據，關鍵是證據，證據不足，在哪兒反腐都不會有好效果。”在中共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的辦公室里，有大大小小幾十個箱子，裝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舉報信。“這些群眾想檢舉，但缺乏反腐意識，不知道該去什么部門，該找誰，就把希望寄予擁有較高社會聲望的學者。”

林喆介紹說，由于缺乏法律意識，很多檢舉信證據不足，多是陳述“冤情”，情緒發泄。“不懂得‘舉證原則’，這說明我們應該教會民眾如何理性、合法檢舉，引導民眾的反腐熱情。”

很多學者認為，微博反腐的紅火從側面反映了常規反腐渠道的不暢。“維權無望。”周文彬認為，通過常規渠道反腐，“檢舉資料往往落入被舉報人手中，還沒有辦成事，先給自己帶來麻煩。我原來是公務員，遞交反腐資料都經歷了很多曲折，到各個部門去跑，現在也沒有結果，更何況一般老百姓了。”

但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宣傳處長趙安金認為，微博反腐只是多了一種反腐渠道，并不能說是常規渠道不暢。“云南地域寬廣，山路多，上訪不易，浪費人力物力，微博快捷方便。”

“反腐的主戰場還應該是紀委，通過舉報和案件牽連，從表象挖取內幕。”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認為，常規反腐渠道不暢導致微博反腐成為一種潮流，帶有“破釜沉舟的悲愴”。

“走常規反腐渠道往往是火中取栗，是高風險小概率事件。”網友“花總”認為，微博反腐只是一種形式，“輿論和民意始終無法也不應該取代法制，應該推進反腐制度的完善，推動官方信息的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