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5月14日見報言論版文章：中國政府制定了“十二五”規劃，以應對現有及未來發展過程中的挑戰，其中包括通過經濟結構調整和重組，促進經濟以更加可持續的模式發展下去。這就要求中國政府在國家的下一發展階段中，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
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率高達10.3%，表明中國經濟從全球金融危機中的強勢復蘇。同時，中國還取代了日本，成為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體。毫無疑問，在實施經濟改革和確保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政府表現十分出色，過去幾年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便是最好的說明。
盡管如此，在對中國此前的發展方略做出評估之后，關于目前中國政府如何在國家發展中“發揮適當的作用”，中國的許多學者和經濟學家展開了討論。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干預是否處于最理想的狀態？是否還有改進的空間？當下正在進行的討論涉及到許多規范性（或者說是主觀性）的問題，很難給出一個客觀性的答案。
首先，所有的經濟體都是“混合型”的，即政府和市場都會參與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活動。大多數人認為，國家和市場都有各自應當承擔的職責并且可以做的更好。
然而在政府和市場應當承擔的職責中，有些職責的分野并不明顯，究竟由國家還是市場來承擔，人們意見不一。
簡而言之，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政府與市場的“最佳混合”。政府與市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功能和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經濟體的政治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導向。除此之外，“混合”本身也并非一成不變，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隨時間而呈現一定的變化。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過去一直堅持亞當·斯密的觀點，以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為主導，將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程度降到最低。結果，1932年的“大蕭條”引發了凱恩斯“革命”，要求政府采取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以降低通貨膨脹，保持高就業率。
1980年以來，以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政府，通過鼓吹“小政府”，要求私營企業發揮更大的作用，出現了逐漸“右轉”的傾向。這也是后來把市場置于至高無上地位的“華盛頓共識”的源起。而芝加哥經濟學派依靠其對貨幣主義、有效市場假說和理性預期的大力鼓吹，為這種“市場至上”的思維提供了更多的理論支持。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經濟發展初始階段存在市場不完善以及資金、科技和基礎設施匱乏等問題，政府從一開始就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許多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便是如此。這些國家和地區最初采取的都是外向型的經濟發展策略，除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處于自由放任的狀態外，其它國家和地區均致力于增加出口。
這些國家和地區在工業成功起步后，開始著力進行產業升級，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高附加值產業轉變。在這一階段，這些國家和地區政府的主要任務是通過教育和培訓促進人力資源的發展。
然而，隨著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并逐步走向成熟，政府開始重視市場的作用，并逐步走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道路，即由市場來主導大部分的經濟活動。
有人認為，中國后改革時代的經濟發展模式，尤其是在國家與市場的關系的問題上，與“東亞模式”有著大量類似的結構性特征。就政府的規模而言，正如“瓦格納定律”（即工業化和發展必然會導致更大的公共領域）預測的那樣，中國顯然不是“大政府”凌駕于市場之上的典型。
2008年，中國的政府消費占到了GDP的14%，剛好達是世界中等收入國家政府消費的平均水平，低于韓國和日本的政府消費，因此，中國似乎達到了國家與市場的“恰當混合”。
展望未來，由于即將到來的經濟重組以及對社會發展的高度重視需要更多的政府參與，中國很難進一步縮小政府規模。
在當前的發展階段，中國的重要任務是發展，或者說是穩定國家與市場關系中的“質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幾個“當務之急”：
首先，比起擴大政府規模，中國經濟將從更好的政府管理和更高的公共領域效率中獲得更大的增長。其次，中國需要重新評估大型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目前許多國有企業都處于近乎壟斷的地位。第三，為了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減少不必要的浪費，中國政府需要對當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經濟關系進行反思。
英文原文請見：http://www.tsdianying02.cn/opinion/2011-05/14/content_12510075.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John Wong 編譯 趙欣瑩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