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4月14日言論版文章：中國的貧富差距較大，而且很多人以為這一差距還在繼續擴大。但情況果真是這樣的嗎？
“不一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如是說。他表示，低保受惠金額的提高、范圍的擴大，最低工資收入門檻的提高以及其他扶貧助困措施表明：情況并非如此。
蔡昉的觀點已在網上引發激辯，很多網民對他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還有相當多的證據足以證明財富差距仍在擴大。
蔡昉與網民有一點還是觀點一致的：政府已采取措施來切實縮小貧富差距。誠然，中國的基尼系數正在逼近0.5——基尼系數是衡量國民財富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對于這個系數全球范圍內認可的紅線是0.4，系數0代表國民財富分配公平。但由此得出結論認為“中國貧富差距還將擴大”是錯誤的。每個國家的統計數據都有其獨有的特點，中國也不例外。因此，正確看待這些數據就尤為重要。
他說，舉例來說，國內人口的務工遷徙已縮小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但農民工收入的增加并未在統計數據中得到體現，實際的情況是：2004年以來，農民工的收入已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這個群體的收入之所以在統計數據中漏掉了，是因為在統計收入時，這個人群的收入既未被列入農村人口家庭收入，又未被列入城鎮居民家庭收入。
蔡昉表示，國內的勞務市場正在發生變化。“近些年來不斷地有新的就業崗位產生，勞動力遷徙的步伐也很快，這些都縮小了收入上的差距。”
他表示，中國居民收入增速較快，人均GDP的增速大約為8%。事實上，在過去30年中，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速差不多。
現今中國的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歷經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這表明中國已經達到了經濟學上所說的“劉易斯轉折點”——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瑟·劉易斯的觀點，一個發展中國家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減少，其工人工資會開始快速上漲。比如中國沿海地區從2003年起就經歷了用工荒——2009年局面曾一度發生改變，當時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讓很多工廠生產陷于停滯。
有些專家質疑“劉易斯轉折點”是否適用于中國這個仍將農民工當農民對待的國家。不過，蔡昉表示，中國這種現象要歸因于其特殊的城鄉二元體制，而“劉易斯轉折點”作為一個常規的經濟學概念，還是適用于中國的。
蔡昉說，考慮到工資上漲的大勢所趨，目前中國的用工荒程度只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而且工資上漲的原因是勞動力的供不應求。
此外，務工農民工的平均年齡也在不斷增長，這意味著農民工數量也在增長。第一代農民工中有很多人，一到三十歲就回到農村去了。但現在由于新崗位數量遠超過以往，越來越多的農民工留在城市的時間在不斷增長。
中國政府推動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制造了很多新的就業崗位，而更高水平的薪資能夠帶動農村務工人員向這些地區轉移。
蔡昉反對一味地抱怨貧富差距，他認為當前的任務是找出辦法切實縮小差距。“貧富差距是不會自行縮小的。”他表示，縮小收入差距的手段之一，就是推行個稅征收辦法改革。
去年，全民個人所得稅繳稅總額只占到政府總稅收的6.6%，但個稅對于中低收入群體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政府為顧及中低收入群體，應當進一步提高個稅起征點。為了彌補隨之帶來的稅收減少，政府可以提高收入階層的繳稅稅率。
蔡昉還建議建立工資協商機制，由代表相關行業的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工會和企業代表組成。不過這個平臺不僅僅用來討價還價的，而是用來對數據進行科學嚴肅討論、分析行業前景，這有助于各方代表拿出更多的辦法來縮小收入差距。
在社保方面，中國已經建立了兩套制度：一是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二是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有關方面計劃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覆蓋面擴大到40%的農村人口。
在一些國家，社保是社會福利的一個組成部分，不論某個公民對社會做出多大的貢獻。中國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正是遵循了這一原則。考慮到目前農村地區的普遍情況，這一養老保險的福利標準可能還是相對較低；但是這樣也能擴大覆蓋面。
蔡昉表示，國企上繳的利潤若能有一定比例用于社保，不失為一件好事。他說，好的進展和跡象這么多，我們怎么能說這個國家收入差距還會繼續擴大呢？
英文原文請見：http://www.tsdianying02.cn/opinion/2011-04/14/content_12323228.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中國日報記者 何伯霖 編譯 張隕璧 編輯 呂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