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即使不是因為被拉去填一分看片評價表而得到免費的機會，我也會對新片《東京審判》好奇地看個究竟。因為我多少對有關東京審判中日雙方的觀點都看過一點，在今天中日關系再次跌入谷底時，這段歷史被第一次在國內正面表現會是怎樣。
無論是從我們一般對東京審判這段歷史的認識，還是從市場反映來看，這部片子多少都算得是部分成功的。雖然影片主要情節是試圖復現法庭審判過程，對今天中國觀眾的胃口來說，也許會顯得冗長，但目前國內對中日關系和歷史問題的關心程度，都決定了這部片子絕不可能冷寂。
我把這部電影定位為一種“民族勵志”片。因為影片主要表達的幾個沖突，都在努力刻畫和表達這樣一個觀點：如果一個民族落后，那么它或它的代表者就會在任何國際舞臺上被人瞧不起。電影的幾個重頭戲是中國法官該占據何席次、是否該判處主要戰犯死刑上的幾個情節上。扮演梅汝璈的香港演員劉松仁，把梅當時因中國國力弱而遭人歧視，以及由此付出的種種巨大努力和內心所受的焦慮、煎熬，都表現得非常到位。這部電影，無疑重在用六十年前梅汝璈遭遇的民族自尊和情感來激勵今天的中國人要奮發圖強。
把它作為一部樸素的“民族勵志”片看待，我以為這種情節主線的設計無可厚非，首先它符合基本歷史事實，從梅汝璈的回憶錄中不難看出，影片中重點反映的情節都是他的真實經歷和感受。其次，它在其他線索上圍繞這個目的也做得非常成功。譬如，影片一開始梅汝璈晚上乘坐掛著中華民國國旗的轎車在街頭碰到兩名失意醉酒的日本舊軍人，這兩人一邊大喊“日本不是被你們支那打敗的，而是被美國打敗的”，一邊用酒瓶子追打轎車，接下來，被這幕場景激怒到極點的中國觀眾會感覺稍微爽了一把：美國司機跳出來開槍擊斃了這兩個冒犯大法官的日本酒徒。
也許是制作者實在是擔心，如果這部電影只反映法庭爭辯，市場恐怕很難接受，于是它在一部民族勵志片里加進了毫不相干的中日三角戀：中國記者在法庭上遇見了當年的日本同學，這位也在做記者的日本女同學暗戀著中國男記者，另外一位待業在家的日本男同學暗戀著日本女記者，而且仇恨著給他帶來喪兄之痛的中國人。這三個人沒事就坐在一起喝悶酒，而且，還要經常和梅汝璈法官在一起。而梅汝璈法官不但要和這幾個莫名其妙的家伙攪在一起，還和一位日本酒館的老板娘成了熟人，這導致了老板娘在為梅汝璈獻舞時被人開槍打死——Ｇａｄｓａｖｅｍｅ！死在梅汝璈法官的懷里。
如果一部電影中有位演員的古怪表演能使觀眾凝視著他發呆，這該是一種災難。電影《東京審判》的終結者是那位戲分很多的中國記者，他多半時候只會目光呆滯伸著下巴耍酷，話少且絕對的含混不清，有一種努力要從屏幕里掙扎著掉下來的頹廢氣質。后來經人提醒，原來他是Ｆ4里的朱孝天，難怪中國記者一直長發飄飄呢。當朱孝天在與他的日本同學爭辯時，難得地咬著舌尖含混不清地說出一個長句子，那你知道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嗎？我的心難過地揪緊了，饒了這可憐的孩子吧，也許他真是第一次知道這些歷史名詞呢。等到朱的日本男同學嫉妒大作開槍擊斃了日本女記者，朱孝天跪在地上搖著女記者的身體哭訴道：嗚嗚嗚，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好嗎？本來被一直被導演營造的悲憤情緒繃得緊緊的觀眾，終于忍不住一起大笑起來。
嗚嗚嗚，導演，你不要歧視中國人的智力好嗎？
前面說了，我一點不反對這部電影“民族勵志”的立意。但即使作為“民族勵志”片，其中幾個場景還是值得商榷。比如，在關于是否要判處幾位甲級戰犯問題上，梅汝璈法官與其他幾位法官的爭議。影片安排了一場梅汝璈與那位著名的印度法官帕爾的對白，帕爾陳述他反對死刑的理由，居然是根據佛教的善惡報應和生命輪回觀，這使得觀眾會認為，這場嚴肅的審判怎么把一個迂腐而不懂得是非觀念的佛教徒搞來當法官，簡直是在開歷史玩笑。而事實上，東京審判的法官中，帕爾是惟一一位在國際法學上擁有權威地位的法官，無論他在東京審判上所持的基本觀點我們是否同意，他本人的法學修養是不可采用一種多少帶有惡搞的方式來調笑的。
把帕爾法官有意無意地刻畫為一個糊涂蟲（有幾句對白的法國法官可能也會給中國觀眾留下同樣的觀感），無助于讓中國觀眾認為東京審判是一個嚴肅的審判的印象。事實上，如果我們借鑒美國好萊塢愛國主旋律大片的經驗，就不應當采用故意損毀對手智力的辦法，展現歷史復雜性的一面，不但不妨礙主旋律的表達，反而顯得真實可信。帕爾法官之在歷史上著名，倒不是反對日本戰犯的死刑，而是堅持日本戰犯無罪！此人在審判結束后，寫了本60萬言的《日本無罪論》，成為很多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今天，日本靖國神社內就有帕爾的石像。
所以我認為，《東京審判》完全應當把中國記者與日本記者的三角戀之類的垃圾刪去，而把重點落在東京審判過程的本身，其中包含的復雜沖突，因為中國觀眾大多數都對此完全陌生，可能會造成巨大的觀念沖擊——但卻是在可以接受之列，并不妨礙“民族勵志”，相反，恰當地表現事實本身的深刻和復雜，會使“民族勵志”避免只流于淺薄和粗鄙。梅汝璈法官在東京審判期間，面臨的挑戰和可做“民族勵志”之用的經歷，遠非中國與英國誰該排在第二之類的“國格”之爭——這多少是對一個24歲即留洋拿到法學博士的先輩的專業、智力的侮辱。事實上，東京審判過程中，中國在證明日軍在華犯罪時證人證據上的一些遺憾表現，電影中若適當予以表現，對正在逐步接受現代法律觀念的中國觀眾來說，未必不是一種“民族勵志”。
如果，要今天的觀眾從梅汝璈法官身上的經歷體驗民族曾經的悲楚，那么結尾多少有些壞人終被正義審判的調子就該修改。進入1948年，國共決戰的最終命運已見分曉，全世界矚目焦點早不是東京審判，而是東西方冷戰的最新角力。東京審判早已準備虎頭蛇尾準備潦草收場，甚至當時法官團們都不甚關心審判何時結束。在梅汝璈慷慨激昂地爭取把日本戰犯送上絞刑架否則自殺以謝國人時，國人關心的早不是日本戰犯元兇命運如何，而是自己命運如何。缺少了對這一重要歷史背景的鋪陳，梅汝璈那一代人命運的歷史苦澀便無由地失去了分量。“民族勵志”又顯得何其淺薄。
也許，這在今天的大環境下可能是對《東京審判》制作者的一種為難，但我沒有看到他們在“民族勵志”的深刻上做出任何努力和嘗試，只看到他們對中國觀眾智力上的不信任。
編輯：富文佳 來源: 網易 作者：魔鬼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