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某知名市場調研公司工作的薛小姐,今年春節期間用積攢了半年的積蓄去香港“血拼”了一把。她的采購清單主要包括名牌手提包、香水、鞋子等,其中一款近兩萬元的Chanel手提包,就花去她兩個多月的工資。
薛小姐每月收入約8000元,動輒上萬元的包對她而言是筆不小的開銷。她無奈地說,身邊的朋友都有名牌包,自己如果沒有,總覺得缺點什么。
“買這么貴的包確實有些糾結,畢竟自己不是有錢人。平時背著它去擠地鐵,自己都覺得是假貨。”她略帶自嘲地說。
工作不久,積蓄有限,卻又熱衷于昂貴的奢侈品,薛小姐對待奢侈品的“糾結”心態絕非個例。世界奢侈品協會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奢侈品消費的主流人群中,月收入約一萬元的年輕人占總數一半以上。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主任朱明俠認為,中國目前尚處在奢侈品消費初級階段――炫耀消費。“這源于中國文化特點,國內消費者看重面子,又有從眾心理,別人有的自己也想有。”
近年來,中國的奢侈品消費總量突飛猛進。此前,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表示,中國對高檔消費品的需求處于世界第二位,略低于日本,預計到2015年中國高檔品消費可能會超過日本。然而,中國發展水平與富裕國家比尚有差距。中國雖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從人均GDP來看,僅為日本的十分之一。
“未富先奢”的中國坐在世界奢侈品消費需求排名第二的交椅上難免有些“忐忑”。有專家指出,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大國地位與當下國民富裕程度不對等,處于失衡狀態。
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國內奢侈品消費支出比例過大,西方占收入的比例通常不超過4%,但中國約為20%。
“對奢侈品的過度消費、透支消費,以及畸形消費觀下出現的‘月光族’‘負翁族’現象屢見不鮮。”朱明俠說。
朱明俠認為,相比之下,西方國家消費者要成熟理性得多,他們已進入奢侈品消費的高階段――體驗消費。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催生了一定規模的富裕階層。朱明俠認為,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追求高品質生活無可厚非,“但是不能一味地崇洋媚富、崇尚享樂主義,而是要倡導理性消費、適度消費”。
日本從上世紀70年代初掀起對奢侈品的狂熱到90年代回歸理性消費,中間經歷了20多年。朱明俠預計,中國奢侈品消費從炫耀向理性的回歸,同樣需要15至20年的漫長過程。
“現在我們應該做的是冷靜下來,思考和借鑒國外奢侈品牌成功經驗,培養該領域專業人才,打造本土奢侈品牌。”朱明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