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災區的治安維護方面，地震發生后，四川省公安廳立即啟動一級應急響應機制。震后10分鐘，向全省公安機關發出“公安消防部隊和特警隊伍迅速集結開赴一線、公安交警部門緊急行動保障交通、全省民警立即到崗到位”等五條指令。第一時間集結警力，指揮調度成都、樂山等14個市(州)公安消防官兵1400余人、特巡警500余人、交警700余人當日上午開赴一線。四川省公安廳政治部主任簡勝彬24日介紹，截至目前，全省災區沒有發生重大刑事、治安案件，社會治安秩序穩定。

災難發生后，災區人民沒有被嚇倒，而是與之抗爭。靈關鎮呂壽瓊家4人被埋，鄉親們用手、用鐵鍬挖了五六個小時，成功將傷者救出；龍門鄉五星村幾十名村民為救一對被掩埋的母女，努力挖掘數小時。

多位專家告訴記者，從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中國應急救援體系更趨成熟。盡管兩次地震在震級、所處地理環境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后者無論是交通“生命線”的打通、通訊恢復速度，還是救援人員進駐、第一批物資到達速度，以及第一場發布會的召開等，應急管理機制取得新的進步。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減災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委員范維澄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雅安地震發生后，還沒等國務院統一開會、布置任務，國務院減災辦、中國地震局等部門就各司其職，主動啟動了應急響應預案，安監總局也派出了礦山救援隊，贏得最寶貴的救援時機。

“災區現在除了不缺人，其他啥都缺。”重慶市應急志愿者總隊成員李程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災后公眾參與救援熱情很高，但輿論引導和救援規則制定都還沒有到位。“地震后，不管距離遠近，不管是不是專業救援人員，各路隊伍都一股腦兒往災區涌，很快就把道路堵死，耽誤了救援時間。”他說。

據初步統計，目前雅安救援力量超過24000人。中國災害防御協會救援醫學會會長李宗浩此前表示，非專業救援很可能造成二次傷害。

“ 突 發 災 害 應 急 和 處 置 ，需要靠‘軟件’和‘硬件’兩條腿走路。”范維澄表示，五年來，我國在技術、裝備建設取得成績顯著，比如生命探測儀、搜救犬的投放速度很快，搶通道路、安置災民的設備、裝置快速到位，但制度、能力建設還需要進行深入討論。

“在災后救援初期，社會應對體系還比較薄弱、布局還比較分散，活動還比較無序。”復旦大學公共安全中心主任滕五曉對此提出兩點建議：

一是早日實現官民兩大救災體系的融合，既讓民間組織了解災區哪里最需要幫助、需要什么幫助；又讓政府摸清民間組織的類型和分布，并加強對民間組織領袖人物的培訓和溝通。二是震災發生后，作為人員、物資和信息傳輸的重要通道，道路資源在當地氣象、地質條件下非常緊缺，應該保證最急需的資源快速進入災區，其他資源給這些讓路；同時應該建立物資、能源運輸的備用通道，更多地動用大型空中運輸機運送搜救、醫療人員。

滕五曉舉例說，政府應該先動員四川省內的救援力量，省外的救援力量原地待命，與當地部門和災區政府加強溝通；如果心情很著急，也可以先到災區周邊待命。政府應當在災區周邊設置窗口，面向全國各地民間組織，承擔隊伍集結、人員登記、食宿接待、任務分配等職能，哪里缺醫生就派醫生，哪里缺搜救隊就派搜救隊，哪里缺通訊工程師就派工程師。這樣可以避免災區資源投放的“冷熱不均”。

有序應急：部門間協調需完善

“社會捐助具有不穩定性、信息不對稱性，在緊急救援中只能對政府起到補充作用。大災當前，很難光靠社會捐助滿足災民需求，只有集中力量，才能高效救災。”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家減災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鄭功成呼吁，政府救災部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不僅站出來主導救災工作，更要在事前搭建信息平臺，了解基層緊急需求，協調社會組織開展全方位救災，做到“1加1大于2”，避免低效投入和無效投入，避免資源浪費和資源緊缺。

“在這方面‘十一五’期間在國務院應急辦建立了應急信息指揮平臺，在本次地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滕五曉補充說，當前各級政府應急辦主要負責信息匯總、部門協調和后勤保障，救援物資儲備、志愿組織登記等大量工作還沒有職權去做，和減災委的職能邊界還沒有完全劃清。范維澄則表示，國務院應急辦作為國務院辦公廳的內設司局，只是一個正局級的執行機構，無法有效協調各部委的應急事務。

滕五曉強調，災害應對應該在法律體系下運作，盡快通過立法，明確部門職責、救助標準、預算監督等各方面，確保救災力度、效果不能因個別人的重視程度不同而出現差異。范維澄提到，2003年大量礦難、車禍等事故爆發，國家安監總局宣告成立，未來地震災區也可以由一個部門實施強力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