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談實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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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引人關注的全國兩會于2009年3月3日在京拉開帷幕，本網特別推出“2009全國兩會系列訪談”，邀請高端人物、熱點代表委員等做客中國日報網直播間與廣大網友在線交流。本期訪談特別邀請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先生。以下是本次訪談實錄： 【主持人】：“直擊兩會熱點，對話風云人物”，現在是中國日報網和新浪網進行的聯合訪談。我是中國日報記者付敬。今天走進我們直播間的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先生。我們今天訪談的題目是“危機背景下中國政府改革的前景以及中國的出路”。下面我們請遲先生做一個開場白。 【遲福林】：很高興，我是第一次走進中國日報網。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就危機背景下的改革和網友做一個交流，也很高興能夠通過中國日報網和付敬先生討論一下危機背景下的中國改革。 “中南海座談會上大家可以敞開說” 【主持人】：遲先生您好。據我所知，您從2002年起就屢次被邀請到中南海向我們的高層獻計獻策。您能簡單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嗎？ 【遲福林】：溫總理在國務院當總理以來，大概每年都有那么一兩次，有的時候兩三次邀請相關方面，尤其是經濟和社會領域，向專家就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以及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我是04年第一次應邀參加溫總理主持的這樣一個經濟專家的座談會。 你知道在04年面臨著SARS危機這樣一個背景。我們也面臨著新背景下的轉型。如何判斷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找出一個有效的體制、政策的出路，那個時候溫總理很想聽聽大家的意見。所以我在04年是第一次參加溫總理主持的這個會議。當然以后也有幾次應邀參加這樣的座談會。 【主持人】：最近一次是不是被邀請對《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一些意見？ 【遲福林】：是的。是今年的2月6號。這一次征求《政府工作報告》總理主持開了五次座談會，其中第一次是經濟和社會領域專家的座談會。我感觸比較深的是，在這樣一個座談會上，大家可以敞開來發表意見，既可以對報告提出你的修改意見，也可以借這樣一個機會就經濟、社會領域的一些重要問題來建言獻策。那么，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是完全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的，而且總理還和大家不時地插話討論問題。所以這樣一種對話也是專家學者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一種直接的溝通，而且也是作為政府的領導人聯系經濟、社會領域專家的一個很重要的形式。我想它在推進政府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方面應該日益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專家建言獻策 溫總理當場表態 【主持人】：我們的網友非常感興趣，這么多年來您屢次被邀請進中南海，這是不是僅僅是一個民主決策的形式？最后你們的建議、你們的意見被納入到政策當中去的比例有多少？ 【遲福林】：我參加了幾次這個座談會。包括我周圍的專家也曾經幾次被邀請去參加這個座談會。那么在我看來這些座談會對于政府的決策應該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說第一，有些重要的問題總理當場就表態，或者說這件事情在聽取大家意見以后可以當場表態；第二，很多具體的修改意見后來在文件正式公布以后，很多專家的意見得到了重視、被采納；第三，有些重要的問題也促使政府在決策當中起了一個直接和間接重要的參考作用。所以從多方面發揮了專家在決策、咨詢方面某些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我們希望您能夠為我們國家的發展，繼續為我們的高層獻計獻策。另外遲院長，現在“兩會”的會期就人大來講已經過半，可能政協已經接近尾聲了。 【遲福林】：對，還有兩天就結束了。 金融危機背景下的社會民生問題成兩會熱點 【主持人】：這段時間就您和代表、委員的溝通當中，您發現大家熱議的話題是什么？議論最熱烈的話題是什么？大家對這些話題分析上有沒有共識？ 【遲福林】：這次的會和以往的會，尤其是和去年的會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是我們在國家金融危機背景下召開的兩會。所以話題集中到危機背景下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尤其是民生問題上。同時也涉及到當前社會普遍關注的一些重要問題。 這一次從這點來說，我感到兩會的代表委員集中討論危機背景下的經濟發展問題、政策問題、相關的體制問題、一些民生的重大問題，比如說農民工的問題、大學生就業的問題。我們集中來討論這些問題。所以我想這是“兩會”最集中的一個話題。通過這次“兩會”可能對于我們中國應對金融危機，走出危機背景下的困境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而且這次會議應該說我們通過總理的報告，通過委員代表發表自己的一些意見，它能在應對危機和一些重要的問題方面起到很多共同的作用。所以這樣對于提振我們應對危機的社會信心會起到一個十分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您是不是覺得提振信心是大家達成的一個最主要、最重要的共識呢？ 【遲福林】：應該說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主持人】：您對提振信心怎么看？您覺得現在社會各個方面信心足不足、夠不夠？ 【遲福林】：從整個社會來看，我覺得信心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這種困惑、迷茫、疑慮還是比較多。但是從政府的層面，從“兩會”的層面來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信心在提升。 那么這種信心，第一，來自于中央政府對危機的這種判斷。現在可以看到這種判斷大家比較一致，就是危機還正在蔓延，并沒有見底。這是第一個大的判斷。 第二，對中央政府在應對危機方面所采取一系列的、一攬子的應對危機的計劃應該說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贊賞。就是中國政府在應對危機當中，無論是4萬億投資計劃，還是十大產業振興計劃，還是以后推出的一系列的措施，應該說這是我們現在提振信心、能夠形成共識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礎。 第三，在這個背景下大家也思考了很多種辦法。比如說在應對危機中的一些重大社會問題上，如何把保增長同保就業相結合，在解決我們在應對危機中的重大民生問題上提了很多好的建議，而且在應對危機中中央政府進一步采取了一種有利的政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會有重大的作用。 政府與市場并非萬能 提振信心共對金融危機 【主持人】：的確信心特別重要。作為媒體來講，我們可能也要進一步鼓勵或者是提振全國人民的信心來應對金融危機。但就我的觀察，自去年金融危機不斷深化以來，在國際媒體里面有很多反思和報道，他們去討論政府和市場的角色，討論在市場化的過程當中政府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其中他們熱議的一個話題就是，中國的政府在市場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乃至于他們對于中國的模式都特別感興趣。您怎么評價西方的這種思潮？您怎么評價中國當下政府的運行模式？以及受阻于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的角色？ 【遲福林】：在這里不管是什么模式，我想有兩個基本的概念是大前提： 一個概念是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萬能論”恐怕在實踐當中看是站不住腳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是起基礎作用。市場是推動經濟增長和經濟活力的一個最重要的力量，但是市場本身有它自身的缺陷。這是第一點，市場不是萬能的。 第二，這次政協委員也有發言提出來，就是政府也不是萬能的。“政府萬能論”恐怕在實踐中也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如何解決政府的力量、市場的力量、社會的力量，這三種力量要形成一種合力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以在這個背景下，如果是政府唱獨角戲，恐怕我們應對危機只是把暫時的矛盾、困難解決了，反而會為未來三、五年積累出大量的問題。所以這個時候在發揮政府應對危機重要作用的同時有一個市場力量的發揮問題，有一個社會力量的發揮問題。所以我想這兩個前提是最重要的，就是市場不是萬能的，政府也不是萬能的。 所以，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需要我們找到一個出路。出路在哪里？就是政府和市場如何結合？市場如何起基礎性作用？政府的干預如何是有效的？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對于我們中國來講，今天我們把政府的力量凸顯出來，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千萬不要忽視市場的力量。市場有它自身推動經濟不可替代的一種力量，所以要把它結合起來。 那么在我們中國怎么結合呢？我是研究改革的。我認為出路就在于我們還要繼續推進改革，并且在市場化改革的一些重要領域、關鍵環節要有重要的突破。恐怕這個改革是解決市場力量和政府力量的一個重要的結合點。 政府轉型是改革發展的重中之重 【主持人】：遲院長，我覺得研究中國的改革問題，研究中國的政府和市場的這種角色問題，我們不僅應該放在當下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還應該放在中國改革開放31年的背景下。就您的觀察，中國的知識界，中國的經濟學界和中國的思想界目前就政府和市場的作用他們有哪些共識，有哪些分歧呢？ 【遲福林】：這個問題提得特別重要。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是政府和市場作用的一種磨合的歷史；是政府和市場力量共同作用的歷史；與此同時也是一個市場從建立到不斷完善的一個歷史；也更是政府從不斷轉型，而且在轉型的過程中更有效發揮作用的歷史。 從我的研究來講，我認為政府的作用是建立在政府轉型的基礎上的。比如說在市場主體發育不成熟，市場機制尚不完善的情況下，我們政府在一定階段充當經濟建設的主體，比如說眾多項目的直接投資主體，有歷史的客觀性。這是一個歷史，這是一個必要經歷的過程。但是到市場發育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尤其是市場主體發育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政府就要從經濟建設的主體轉移到經濟性公共服務主體上來，不可能說你就成為一個直接的投資者、直接的建設者、直接的參與市場的競爭者。這個時候你要從直接的建設者轉向經濟性的公共服務。 什么叫經濟性的公共服務？比如說你中長期規劃的科學性，比如說你宏觀經濟政策的預見性、穩定性，再比如說你重要的基礎設施，再比如說你有一個好的市場環境。這些事情是市場對政府的要求，也是政府在這樣一個階段當中發揮有效作用的一些基本職能。所以我這些年來關注的或者是研究的重點課題是政府轉型。我覺得政府轉型構成了我們整個轉軌時期政府經濟學的一條主線。 隨著我們社會發展階段的變化政府的轉型也要經歷一個不同的階段，比如說我在研究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有一個基本性的結論，也就是我所在的中改院大家達成的一個共識，就是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集中到一點，就是我們實現了社會發展階段的一個歷史性的提升。 我們過去30年通過極大地提高經濟總量，解決了老百姓的吃飯問題、穿衣問題。就是說生存性的矛盾是一個主要矛盾。改革開放30年，我們從SARS危機到現在，尤其是后五年，尤其是03年到08年我們看得比較清楚，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教育的問題、醫療的問題、養老的問題、就業的問題、住房的問題、交通的問題，包括旅游的問題。消費的熱點開始發生變化了。這個熱點有什么變化？就是生存型消費轉向發展型消費。 2008年我們國家消費排在前三位的：第一是食品；第二是教育；第三是醫療。這是排在前三位的。如果放到十年前、二十年、三十年前遠不是這樣的情況。從消費的這樣一個轉型能夠透視出我們國家已經由以解決人的生存為目標的生存型階段開始進入到以人的自身發展為目標的發展型的階段。在這樣一個階段，盡管說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主要矛盾沒變，但是矛盾表現的特征發生了變化。我們如何來解決人的自身發展所涉及的一系列民生問題。這是政府必須面對的一個大問題。用現在的話說，我們真正擴大國內需求，尤其是拉動消費需求，恐怕和這些問題的解決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 【主持人】：遲院長，您剛才談到市場發育水平。您能不能評判一下我們國家目前的市場發育水平在哪個階段？您能不能講一講我們政府目前在哪些領域過度參與？作為一個老百姓來講，作為我們普通的一個網友來講要實實在在看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您覺得哪些方面的服務是他最需要的？ 【遲福林】：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社會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以后，政府的作用到底應該在哪些方面可能有效地發揮，哪些市場可以解決，哪些政府可以解決。所以你剛才提出來首先一個是市場發育成熟的判斷。我的總的判斷是，我們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這還是一個不成熟的、不完善的甚至是不完整的一個階段。 所以在這個階段下我們政府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推進市場化改革，就是市場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歷史性的突破，但是遠未完成。比如說我們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我們一般的商品價格形成上市場化程度很高，可是我們在資源價格形成機制上…… 【遲福林】：比如說能源價格形成機制，比如說一些重要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包括產權這樣一些制度安排，應該說我們這方面的改革遠沒到位。 所以我建議今年上半年有沒有可能推動資源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能夠有一個較大的突破。因為國際環境，國際市場環境給你提供了這樣一個機遇。 打破壟斷行業禁錮 五方面推進市場化改革 【主持人】：這個是不是您“兩會”期間的一個提案？ 【遲福林】：我在“兩會”當中提出一個關于依靠改革擴大內需，其中我講了五個方面的改革，第一塊就是這個改革；第二塊是壟斷行業的改革。現在壟斷行業的改革我們講了好多年。但是這項改革總體進展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所后退。那么，為什么呢？就是說我們在打破行政壟斷上并沒有取得很大的進展。 所以這就提出了以壟斷行業，尤其是行政壟斷不打破的話，它涉及兩個方面的大問題：一個是社會資本進不去。那么這些行業的發展也好，它的活力也好就會受到限制。另一個，壟斷行業這個局面不打破，對于我們整個分配結構上也會帶來諸多的影響。我們很多收入分配不合理，從結構上來講和壟斷行業改革的滯后相關。 第三，從這個階段看我們中小企業的發展，尤其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包括政府報告也提出來了，我們允許民營經濟來進入一些基礎領域，進入一些服務領域。可是你這個玻璃門并沒有打開，看得見進不去呀，怎么進入這些重要的、基礎性的行業，怎么樣進入一些重要的服務性行業，我們還有很多制度障礙，甚至背后還有很多相關利益的一些制約。 第四，就是跟這個相比我們必須要在推進積極財政政策的同時加快推進財稅體制改革。這個議論得很多。 第五，就是在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同時加快金融體制改革。 恐怕我們市場化改革至少要有這五個方面的東西要推。這樣使得市場的力量沿著它的軌道更好地發揮作用。 政府提供公共服務需要推進 【遲福林】：另一個方面，從社會層面來看發展階段的變化對政府的要求很高。我們說基本公共產品的短缺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或者我們這個階段一個相當突出的矛盾。我們過去30年總體上比較好得解決了私人產品的供給問題。絕大多數中國人吃飯的問題、穿衣的問題這些不是一個突出的矛盾。什么是突出矛盾呢？公共產品的短缺現在開始成為一個突出的矛盾。盡管2003年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明顯加大了對基本公共服務投資的力度，但是這跟社會公共需求轉型的這樣一個實際需求來看，差距還是比較大的。 過去社會公共需求是什么？要解決生存問題。現在社會公共需求是什么？要解決人的自身發展。就是我剛才談到的，尤其是五個基本方面的問題：第一是義務教育的問題。義務教育的問題我們現在有很大的進展，但是義務教育問題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地加大力度；第二個就是我們講的公共醫療。這方面政府下決心未來3年有8500億的投入，但是無論投資力度和體制改革都面臨著許多大問題；第三個是基本社會保障，包括養老和失業的問題。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這方面的覆蓋面有所擴大，但是還不夠；第四個就是公共就業服務、公共就業培訓。應該說我們在這方面，尤其是在面對危機的情況下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第五個是基本的住房保障，就是保障型住房。這五個方面構成了今天老百姓對公共產品的一個基本需求。 我們說如果能夠把這幾件事情解決好，無論在投資力度還是制度建設上能夠把這件事情解決好，我們都會走出一條以擴大內需為基礎發展的新路子奠定一個好的基礎。所以，今天政府既有一個應對危機、加大政府投資的力度，與此同時老百姓對于政府公共產品供給的需求要加大力度。這個力度無論是對投資還是體制改革來講都能做到。 【主持人】：就我的觀察，可能目前中國政府對于加大公共產品方面的投資決心還是非常大的。但是我有一個擔心，就是加大投資這種力度能不能具有可持續性？我們國家的財力能不能使我們的這種投資具有很長的延續性和可持續性？ 【遲福林】：這個擔心我覺得沒有多大的必要。第一，我們整個財政收入狀況，應該說中國現在的財政還不是負增長，特別是前些年財政的增長比較快。前兩年財政每一周的增長都等于改革開放初期七、八年一年的增長。所以應該說我們的財政總體上具備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基本能力；第二，我們的經濟也不是負增長。盡管我們遇到了困難，但是中國經濟的走勢、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是存在的。只要你的政策對頭，只要你的判斷到位，那么中國未來經濟的十年、二十年穩定、快速增長的大勢可能是存在的。 【主持人】：遲院長您給我打消了一個疑慮。剛才談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現在還流行一種說法叫“世界看中國，而中國的南方看北方”，這是比較流行的一種觀察中國的角度。我們中國日報今天還做了一個報道，就是中國很快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可能今年最遲明年可能會超過日本，您怎么評價中國經濟發展的這種實際的前景？ 【遲福林】：我覺得過去改革開放的30年，我們用一句話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大國，中國經濟的走勢對于國際經濟的影響是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們看到，中國的經濟地位絕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舉輕若重的。 第二句話，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國GDP總量現在不僅僅是30萬億了，有可能我們在總量上很快會成為第二、第三。但是必須客觀地說我們是經濟大國，還不是經濟強國。這一點要保持一個清醒的認識，就是中國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這樣一個階段的跨進還需要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努力，還需要中國人集中我們自己的力量加快這樣一個進程。 當然在這個進程當中我們的國際經濟地位越來越強，我們需要有自己的發言權，我們需要參與一些規則的制定。比如說人民幣的國際化它就開始成為一個提上日程的事情，可能會逐步成為一個現實的事情。這在過去我們討論的十年中大家還沒有看到多大的希望，今天我們看到它不僅成為一種希望，而且可以逐步地成為一種現實。所以這種背景下，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完全取決于中國自己經濟發展的態勢。如果你再穩定發展十年、二十年，我想我們才能由一個經濟大國轉變為一個經濟強國。所以我們現在的主要目標就是，在反危機狀態下，不是說要援助這個援助那個，中國要實施國際主義，就是我們的主要矛盾是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順利地推進。如果這個進程比較快，也比較順利的話，我想它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越來越大的。因為中國是一個大市場，中國的快速發展對世界各國都有利，尤其是對一些發達國家更有利。所以說我們的主要矛盾是取決于這樣一個轉變。 金融危機不會阻擋中國改革步伐 【主持人】：遲院長您長期研究中國的改革問題，您剛剛也提出中國改革將要面臨的一些挑戰和一些重大的策略和方向，但是在當下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您有沒有擔心我們的金融危機會放慢改革的步伐？ 【遲福林】：現在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但是我還是滿有信心的。我自身可能是理想主義色彩多一些，我始終有一種做事的沖動，有一種研究改革的沖動。在我看來，中國的改革盡管困難很大，但是遠沒有完成；盡管很復雜，但是也只能走改革這條路。如果退回去走別的路子，恐怕是行不通的。所以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相信我們會在危機當中來找出它的歷史機遇。把危機變成一個機遇最重要的就是看你善不善于危機當中能夠像這次溫總理的報告中說的“在深化改革中破解難題，在擴大開放中贏得發展機遇。”我想這兩句話十分重要。 我們最近在做一項研究，提出我們應該把危機變成一種歷史機遇，取決于四方面的改革：第一個是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突破。我剛才談到了。第二個就是以積極的社會變革來化解社會壓力。為什么說積極的社會變革能化解社會壓力呢？至少有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 我們的經濟問題已經引起了某些突出的社會問題，比如失業問題。它不僅僅成為了一個經濟問題，而且已經成為了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在這個背景下如果把失業問題解決好了就可以防止社會問題反過來推動經濟中某些問題的惡化，就是我們說的“雙傳導機制”，就是經濟問題傳導到社會中，比如說產生了大量的、相當規模就業困難的問題，但是我們防止把這些社會問題再傳導到經濟上，如果這樣“雙傳導”的話恐怕就會有問題了。我們用積極的社會變革，比如說我們現在也能夠把農民工納入到城鎮的公共就業培訓體系中來，中央政府拿兩三百億集中解決現在的就業培訓問題，可能我們就會防止這樣一個社會問題再傳導到經濟上去。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積極的社會變革重在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進程化。因為中國正處在轉型中，有人一再說：“遲福林，你談這個公共文化是一個長期的事。”我一再地講這不僅是長期的事，更是短期的事。因為現在老百姓手頭相當一部分人不是沒有錢，相當一部分是對環境的擔憂。這個環境是什么？就是消費預期。我未來的子女教育怎么解決，我未來的房子怎么解決，我的醫療怎么解決，養老怎么解決，我就業問題怎么解決。那么這些消費預期它靠基本公共服務的投資力度和它的制度建設來解決。所以說我們加大基本公共服務投資力度，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建立。這樣能夠建立一個良好的消費預期，可以拉動和刺激當前的消費需求，同時又為中國未來拉動服務產業的發展，逐步地提高消費比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礎。 所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它絕不是一個長期的問題。所以我一再呼吁政府在出臺的4萬億投資計劃，其中一部分投入到民生領域。我建議未來幾年在投資于基本公共服務上至少有幾萬億的投資計劃。同時，這次兩會中我也提了一個提案，就是“要盡快出臺全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規劃”，要老百姓知道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我的基本公共服務是什么樣子，你可以放心。這樣的話，我想我們在化解危機和尋求刺激拉動消費上會找出一條路子。 所以這兩天很多記者問我，“為什么你不主張發放消費券？”我說，“消費券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我是一個決策者的話我可能把這個錢集中起來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問題。因為這件事情對短期和中長期都會有效，而且會起到根本性的效果。”所以積極的社會變革，當然還涉及到一系列其他的問題，關于利益和訴求的表達等等。 第三項就是實行積極的對外開放政策。我們是一個大國，我們必須在實行對外開放當中有效地保護貿易主義。中國已經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在這個背景下要采取措施鼓勵我們的企業走出去，把“走出去”作為一個大戰略。在現在的背景下我們實施積極的對外貿易，繼續加大吸引投資的力度。所以我們有一個擴大內需，同時也有一個穩定外需的問題。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如何穩步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我想這些事情組合起來我們能實行積極的對外開放戰略，就可以像溫總理的報告中說的“在擴大開放中贏得發展機遇。” 第四項改革很重要，就是政府自身建設的技術。以政府轉型為基礎的政府建設和改革成為我們當前所有改革的一個關鍵問題。我們很多的問題要突破，我們說市場化改革、壟斷行業的改革、社會變革都取決于政府轉型。政府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你如何才能有效地把這些作用做好。比如說食品安全問題是去年“兩會”的一個很大的問題。食品安全，總理說教訓太深了，深在哪里？就是不能不說跟我們政府的自身建設和改革聯系在一起，我們在食品安全監管的體制機制建設上是不適合現在這樣一種刺激需求的。所以政府的轉型問題和政府的自身建設和改革問題成為我們整個反危機中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說提振信心，我舉個例子，關鍵在于哪里？關鍵在于我們每個人對于政府要有信心，我們相信政府的4萬億投資能夠取得預期目標。我們相信政府的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計劃能夠取得目標。就是我們社會的每一個人或者是全社會對于政府的信心提升了，使政府有公信力了，那么我們在危機當中所謂提振社會信心、提振市場信心應該說具有了一個重要的保障。所以政府的自身建設和改革不僅是我們推進各項改革一個重要的、關鍵性問題，而且更是當前解決信心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如果在反危機當中能夠把這些改革做好、推進，我想我們就會化危機為機遇，使危機在經過這么一個經濟困難的過程后走上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多數專家支持政府加大基本公共服務投資 【主持人】：院長，您和您的團隊所提出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概念，是去年聯合國（中國國別）人類發展保障里面的一個主題。就您所知國際上對于您提出了中國公共服務均等化這個框架，他們的反饋怎么樣？ 【遲福林】：前不久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委托，由我們院和我來支持完成了一個以匯集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為主題的《2008-2009中國人的發展報告》。 這個報告發布以后在國際社會反響非常強烈，我看到了世界20幾家主要的媒體對它的評判，他們都認為這是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單是他們，在去年年底，中改院對360多名中國的官員和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的專家做了一個改革調查問卷，將近80%的人認為今后政府的投資要逐步放在基本公共服務上。 中國信息統計中心，國家統計局下面有一個經濟學家的調查問卷，也是高達80%以上的經濟學家主張未來的投資應逐步加大基本公共服務投資，就是越來越多的共識現在看到了。我們推進中國發展方式的轉型是很重要的一項任務，除了我們增長的體制機制需要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要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進程。把這件事情做好，我們說匯集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我在《人類發展報告》最后的結論當中，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寫了一段話，就是：在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匯集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它的意義可以同過去30年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相提并論。因為它所涉及的人口規模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它對于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重大的。 【主持人】：祝賀你，遲院長。可能很多網友不知道我們遲院長所在的海改院是在海南，是在一個非常安靜的地方。這樣一個地方也容許他們有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去思考中國的信息問題、長期問題，中國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據我所知，你們現在也對金融危機非常關注。就在這一個月之內你們在倫敦的20國峰會之前還會有兩個比較大的動作，您能跟我們的網友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嗎？ 【遲福林】：謝謝你提出的這個問題。從去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開始我們就思考這方面的改革問題。我們從去年下半年曾經召開三次大型會議，討論危機背景下的中國改革。一大批中國專家，像吳敬璉都參加了這樣的會議，以“變化和選擇”為主題討論下一步中國的改革問題。 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從今年春節到前不久，我們請了北京幾個知名專家一起討論，包括最后經過春節加班加點，有一段時間，包括我本人加班加點，靠吃點安眠藥來休息，這樣我們快速形成了一個十幾萬字的“危機挑戰改革的研究報告”。這個研究報告在這個月中旬將由中國經濟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們已經定于這個月17號下午在北京召開這本書的新聞發布會。我們想向大家介紹這本書，我們想通過這本書的出版來使更多的決策者和相關方面了解我們在危機狀態下如何劃危機為機遇的一些改革建議，使它能夠產生它應有的作用。這是第一件事。 到時候我們想邀請幾個編委，我們有幾個編委，也有曹遠征，常修澤，汪玉凱，孫立平和我。我們五位共同回答記者的問題，同時向大家介紹這本書，向社會各方面推薦這本書。 【主持人】：據我了解這幾位教授都是來自于不同的背景，知識背景都不一樣。你們在這個過程中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你們是不是認為在經濟危機背景下中國的轉型是一個系統性的轉型？ 【遲福林】：是的，你說得十分重要。這幾個專家都是各個領域的知名專家。他們的參與對于這個報告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們研究這個報告正是適應了這樣一個東西，我們講中國發展方式的轉型第一涉及到了經濟增長、體制機制的轉型；第二涉及到我們社會公共需求的轉型；第三涉及到政府轉型；第四也涉及到對外開放的一些戰略的調整。 【主持人】：您繼續講你們的第二件重要事情。 【遲福林】：我們的第二件事是在這個月28號、29號我們中改院將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德國技術合作公司、越南中央經濟管理研究院以及中國商務部、中國經濟技術交流中心聯合舉辦以“危機與增長”為主題的亞洲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改革政策對話。這個會議的人員規模將近300人左右，而且討論的議題非常廣泛。從現在代表的結構來看，到目前為止有來自于13個國家的代表參加這個會議。我們北京很多的高級官員和重要的專家都想參加這個會議，我們也很希望借助于中國日報、中國日報網的參與使得這個會議的成果讓更多的人了解。 【主持人】：我們一定會這樣做。我相信在全球應對金融危機，在20國倫敦峰會即將召開之際，您的這兩項活動會具有很大的推動力。 【遲福林】：我十分希望我們這項研究能夠得到越來越多決策者的關注，也得到越來越多社會公眾的關注，也得到越來越多像中國日報、中國日報網新聞媒體的關注，并且通過你們讓更多的人了解它。對于我們來說辛苦不辛苦不是最重要的，我們很想使我們這種勞動的成果，有助于中國化解危機，有助于中國的全面轉型，有助于中國未來持續、穩定地發展。這是我們的心愿，也是我們的理想。現在也是激勵我們一個不懈努力的動力。 【主持人】：遲院長，讓我們一起努力。據我的觀察，在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發展有兩個引擎：第一個引擎是房地產；另外一個引擎是我們的制造業。但是目前來看，就我們國家目前推動經濟下一步繼續發展、擺脫危機這樣一個引擎似乎看得不是特別清楚？您作為專家，覺得我們下一步帶領中國經濟向前發展的引擎在哪個地方？ 【遲福林】：應該說我們現在還是比較清楚的，一方面在應對危機當中全面地振興產業規劃是比較明確的，就是我們基礎領域的建設和重點行業的建設規劃會陸續出臺；與此同時我們面臨著發展方式的轉型，在我看來未來5到10年中國服務領域的發展將成為中國發展重要的、值得各方面投資者關注的一個重點領域。因為中國社會的消費需求逐步開始集中于發展型的消費需求。所以很多的消費熱點是由于這種消費需求的變化而產生出來的。所以一個發展階段需求的變化會推動著服務領域未來的發展。我希望很多投資者越來越多地關注這件事情，我們也在努力，通過政策的調整和改革能夠推動我們這些服務業領域的發展。 【主持人】：遲院長，服務業的發展是我們國家在制定經濟計劃過程中面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應該說近幾年我們從各種政策里面有看到了國家要加大力度推動服務業的發展，但是進展還是比較緩慢。您覺得我們的瓶頸在哪個地方？您怎么看待這個前景？比如說5到10年內會不會很快發展？就您的研究，有沒有這樣一個發展的速度或者是比例？ 【遲福林】：在我看來服務性消費的比例會占的越來越大。某些服務性的消費將成為社會公眾的消費熱點。在這樣一個大勢的情況下，我判斷未來5到10年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會有一個重大的進展。 關鍵取決于什么呢？就是我剛才談到的，我們第一要適應這種發展秩序來調整我們的相關政策；第二來推進服務領域的改革。現在我們提出的產業振興規劃九個是第二產業的，只有物流業是第三產業。我們未來的政策隨著化解危機之后要越來越多關注這些服務領域；第三就是服務領域一定要打開這個大門，讓政府的力量、市場的力量和社會的力量能夠發揮得合理。現在有一些重要的服務領域社會資本進不去。未來恐怕服務領域的發展也絕不是政府要唱獨角戲的，是市場力量要起作用，是社會力量要起作用的。所以一個是政策的調整，一個是體制改革。我想這兩個事情是最重要的。 海南將建成“國際旅游島” 【主持人】：遲院長所在的研究院在海南。它不僅是研究中國的問題，不僅從國際的角度去研究中國問題。據我所知，我們的研究院還研究一些關于海南和中國特區發展的問題。您覺得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的特區發展下一步是怎樣一個戰略？ 【遲福林】：我們這個研究院1991年誕生在海南，全稱是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它的建院宗旨是“立足海南、面向全國、走向世界。”我們的機構特點是一個獨立性、網絡性、國際化的特點。我們的體制是第一個吃螃蟹的，我們從91年建院到92年實行企業化管理，93年建立以股份制為基礎走出事業機構發展的新路子。所以我們一直沒有吃財政飯，完全是努力地考慮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和社會各方面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走上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路子。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誕生于海南，也得到了海南的支持。我們把海南問題的研究一直作為我們研究的重點之一。比如向“國際旅游島”是我們八年前提出的。昨天政協大會上正式作為一個題目提出來了，賈慶林主席的工作報告也提出來了。 我想未來的海南是一個更加開放的海南，未來的海南是一個環境更優美的、發展速度更快的海南。我們現在所做的課題有幾項： 第一就是如何推進以國際化為目標的海南“國際旅游島”的行動進程。這是我們當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對這件事情海南會發出聲音來。 第二我們做的重要課題是推進海南城鄉一體化進程。因為在我們的研究看來，中國是最有條件實行城鄉一體化的，當然現在是重慶、成都，可能除了這兩個城市海南是最有挑戰的。無論是資源的整合還是發展的趨勢，盡管它的工業化水平低，但是它的資源整合和發展趨勢如果搞得好，城鄉一體化的總體進程會走到全國的前面。 第三我們更多地研究海南的體制創新。在體制和政策當中海南能不能有些重大的突破。我從北京到海南已經21年了。我們在主要關注全國改革的同時也把很大的一份心血獻給了海南。所以我們十分愿意為海南的發展，我們盡心盡力，也十分希望海南能成為全國人民的一個大花園，為全國人民保留一個休息、渡假的基地。 【主持人】：由于時間關系，今天的訪談就到此結束。謝謝遲院長能夠來到我們的直播間。謝謝網友。 【遲福林】：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