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7月20日評論版頭條文章：中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到底有多大？這個爭論已久且極其敏感的數據，并未因審計署的反駁以及國外投行的爭論而變得更加清晰。地方債務規模是大是小，風險還在那里，爭論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這次論戰后，中國要加快地方債務的全面治理，避免地方債務進一步轉化為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因為發達國家的債務危機已經是前車之鑒。
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由來已久。現行體制下事權與財權高度不對稱，地方政府長期面對資金缺口。主要是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國家稅收收入的大部分歸入中央財政，盡管中國現行的《預算法》等有關法律嚴格禁止地方財政出現赤字和地方政府舉債，但事實上各級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地方政府不顧自身償債能力擴大赤字，舉債度日或負債運行，且這些債務大多處于隱性狀態。
某種程度而言，地方債務是金融危機中刺激計劃的后遺癥。中國地方融資平臺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實施的“4萬億”刺激計劃而產生的。根據安排，在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中，中央承擔1.2萬億元，余下的2.8萬億由地方政府承擔，而有關信貸和地方融資的政策也相應放寬，成為各級地方政府擴大融資、投資的重要機遇期，無論是地方債務的規模、超常規的增長速度都史無前例。地方融資平臺從2008年的2000個左右，上升至目前的1萬個左右，擴張速度驚人。與此同時，債務也同比飆升，2008上半年，地方債務總量僅為1.7萬億，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在地方政府投資沖動和巨額債務的壓力下，地方融資平臺債務的急速膨脹，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資平臺等方式過度舉債已接近極限。
現在，地方債的規模到底有多大？不僅國內政府部門數據有差異，國外機構也加入論戰陣營。國家審計署稱，地方政府性債務總額約為10.7萬億元（約合1.65萬億美元）。這相當于去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7%；央行報告顯示，2010年末各地區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占當地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的比例基本不超過30%。而銀監會雖然至今并未公開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數據，但銀監會統計口徑下的該數據規模約為9.1萬億元。而穆迪，則是根據央行2010年末人民幣貸款余額47.92萬億元人民幣的30%，計算出其規模上限在14.4萬億元人民幣左右，并得出中國低估了約3.5萬億元人民幣地方債務規模的結論。
事實上，由于不同部門的統計口徑不一致，數據打架是自然的。審計署使用的是“地方政府性債務”，央行調查統計司使用的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而銀監會“依據”的是地方融資平臺公司。此外，不同部門依然對于什么樣背景的政府擔保應該算入政府性債務定義不清。
這場爭論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地方債務的確已經成為沖擊中國經濟安全堤壩的重大風險之一。即便是按照審計署的口徑算，由于10.7萬億元并不是個小數字，它約占中國2010年GDP的27%，財政收入的1.3倍，而且80%來自于銀行貸款。由于這些地方債逾50%將在2011-2013年到期，債務到期期限相對集中。而且當務之急是，2010年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中，2011年、2012年到期償還的占24.49%和17.17%。
穆迪、標普等信用評級沽空中國銀行業，預警中國銀行業壞賬風險正在上升。地方債務的主要風險在于，房地產捆綁著土地財政和土地金融，這樣低效率的投資，房地產泡沫，以及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資金支持，都會使銀行的貸款質量惡化，而那些缺乏透明度的，比如借款主體不明確、當期債務償還存在嚴重問題、以及/或將貸款用于自有資本或挪作他用等風險隱患更大。
因此，下決心治理地方債務問題已經刻不容緩，在地方債務還沒有轉換為債務危機時，必須著眼于債務償還機制的解決。短期內應分出風險等級來，對于哪些風險低，可以考慮資產證券化形式或是通過清理地方國庫現金、減少政府開支等方式償債。
但從根本上而言，則必須進一步推進分稅制改革，中央拿關稅、社會保障稅、個人所得稅，而地方必須要進一步“開源”。確立地方征稅的新框架，一是資源稅要擴大區域覆蓋面和品種覆蓋面，并將其中一部分劃歸地方；二是“十二五”時期，應考慮啟動環境稅改革措施，由于環境治理屬于地方政府管理范疇，因此，這部分所得也主要應歸屬地方；三是進一步擴展房地產稅范圍，并計劃征收財政稅(財產稅)。事實上，發達國家征收上來的財產稅，成為這些國家地方政府的重要財稅來源之一。
英文原文請見：http://www.tsdianying02.cn/opinion/2011-07/20/content_12939517.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 張茉楠 編輯 呂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