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4月27日言論版文章：為什么對中國模式在今天有這么多討論。兩個背景，蘇東劇變以后整個世界的社會體制發生重大變化，社會主義體制發生重大危機，而在大的過程之后恰恰是中國在保存了基本政治體制的穩定下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經濟形勢的發展，這是在冷戰結束之后出乎絕大多數政治觀察家的預料，沒有人想到這一點，到底這個政治體制怎么去看它，實際上隱含這個根本性問題。第二個背景，華盛頓共識的破產，華盛頓共識的破產可以說是上世紀結束到這個世紀初變成相當普遍的看法。雷默講中國共識，霍蒂格利茨講華盛頓共識，以及最近福山的論調，可以看到霍蒂格利茨偏左一些，福山偏右一些，都認為華盛頓共識終結了，討論華盛頓共識失敗的時候，無一例外程度不同的要涉及對中國經驗的解釋，這就使得蘇東劇變以后對待中國看法的基本共識破產，只有在這個前提底下才有關于中國的經驗和模式的討論由內及外展開。
雖然內部有很多討論，但是在這之前從來沒有中國學者有自信討論自己的模式，中國提供了非常重大的歷史經驗。但是怎么去把這個經驗理論化，在中國學者當中其實做得是很弱的，在西方國家知識分子或者經濟學家或者是社會政治觀察家們那兒開始分開，中國到底為什么會保持穩定而且保持活力，這是根本性的討論。很多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集中于討論改革開放的時期成功的經驗，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政策，08年、09年圍繞改革開放30年和10年圍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中國學者發生30年還是60年的爭論以至于一百年的爭論，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怎么估計20世紀的經驗在當代中國經濟建設中和社會轉型當中扮演的角色，今天張維為教授、潘維教授一直追溯了五千年，所以這個問題已經擴大到非常巨大。倫敦經濟學院的林春教授，06年在《讀書》雜志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思想在同年出版的英文的《中國的轉型》當中已經概括，導言叫做中國模式的創造與再創造。提供了三個模式，第一反對帝國主義的中國革命歷史，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政治斗爭的革命模式。第二個部分是反對斯大林主義探求中國道路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模式，第三個時期是中國改革時期尋找對于資本主義全球化條件下尋找另類選擇的模式。這三個模式之間有斷裂有連續，有這樣一個基本的關系。
我們今天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有幾個主要的因素，討論到中國改革的基本成就，很多的經驗討論三十年里面已經討論很多。在所有中國經驗、中國模式的討論里面一個核心的要素似乎是關于主權和國家角色的討論。關于主權和國家角色的討論，我個人的看法不能夠在一般的國際關系規范上討論，我個人更把它看作是一個漫長的政治進程的產物，也就是說它是漫長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特殊道路在這個時候產生的一個凝聚。如果沒有20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是很難理解中國的獨特的主權性格，這個是非常難以理解的。我說它是一個政治進程產物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在于我們要討論中國的獨特性它的主權性格，事實上跟一個特殊的政治主體有關系，就是跟它的政黨政治有關系，跟中國共產黨的整個實驗體制有關系，跟它在革命過程當中形成滲透到所有社會角落的這樣一種獨特的政黨體制有關系。
世界歷史上就政黨而言，滲透到如此草根的社會肌體里面的政黨體制實際上是非常罕見的，沒有漫長的中國革命是很難理解的這樣一種政黨體制。即使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體制跟中國共產黨的滲透到所有社會肌體里面的特殊的政治性格，我覺得是很難去理解中國國家的主權性格的。中國革命的歷史，50年代以后中蘇辯論，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里面尋求獨特道路的努力不是一般在國家規范意義上產生的，是在政黨的互相辯論當中產生出來的。毛澤東在矛盾論里面提過這樣一個問題，這個討論可以提供給討論中國模式中國經驗的參考，中國革命也沒有現成的模式，中國革命從來都是實踐，在沒有模式的情況底下什么才是探求新模式的道路，理論斗爭、理論辯論、政治斗爭、社會實踐，在理論當中理論辯論的重要性，在實踐論里面討論了實驗的重要性，這兩個東西很重要，怎么尋找道路自我克服。我強調理論辯論的重要性其實是旨在中國革命里面中國共產黨內部和中國共產黨和其它的政治團體之間的理論辯論，以后不斷出現的理論探討事實上改革開放從70年代開始這一場大討論是持續進行的，一直到90年代三農問題、醫療保障制度，現在的發展模式的探討，一直是在辯論和自我修訂的過程當中，也就是說它從來不是在一個單純的既定的規劃之下，不斷在實踐當中并且是理論思考跟實踐相結合。
第二個部分，這樣一個理論探討往往是和具體的社會實踐聯系在一起的，不但是有特殊地區，除了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很多的具體的經驗加以歸納進行總結。這些部分是通過政治肌體轉化成為一些積極的的政策，并且能夠對實驗當中的許多問題、錯誤進行修訂的過程。討論中國經驗的重要性是看我們這個社會里面到底存在著不存在一種自我的糾正、創新的機制，有很多的問題，我們今天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問題。我覺得這是它的一個部分。
既是跟長的傳統有關系，也是跟20世紀特殊的歷史比較有關系的，中國民間，特別是中國農村社會農民的首創精神和創造力的問題在今天發生的重大作用。這個作用一方面有很多經濟學家指出跟傳統的中國農村和傳統的市場有關系，但恐怕非常重要的是在漫長的20世紀里面出現了長期的社會動亂，使得工人和農民群體在他的改革初期能夠迅速煥發出創造力和首創精神，今天在中國的農民企業家走向國際和尋找創新，不斷產生出學院里面的知識分子都很難有的經濟和社會想象力，這與20世紀普遍的動員歷史，20世紀曾經提供過的對于基層社會曾經擁有的激勵和首創精神有著密切聯系。20世紀曾經提供過的對于基層社會曾經擁有的激勵和首創精神我認為有很大的關系。離開這些能動性的問題，我覺得是很難去討論我們今天實驗的規模和意義，它不僅是自上而下的，而的確帶有自下而上的特點。到今天很多地方的實驗從原來的特區到現在講重慶經驗都是從下面開始起來，并不見得一開始上面就有一個既定的模式來總結和提高的重要變化。另外跟這個相關的社會主義集體在當代中國是有重要的作用。原因是除了我們講的國家的集體之外，中國社會對于社會平等和公平的訴求非常非常高，對腐敗的憎惡和不平等的敏感也非常非常高，這使得在經濟的某一個方面過度主張效率主義的時候會有一個平衡的力量，這個平衡的力量并不完全來自于自上而下的來自于這個國家，同時是社會的廣泛訴求和壓力跟國家之間造成的互動其中也包括了理論探討和公共討論造成了經濟政策向社會政策演變，由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傳統造成這幾個方面。
在今天我們也要特別討論的問題，在我們討論中國模式或者中國經驗的時候，這些條件在今天事實上都在發生重大的變異，這些變異尤其值得我們注意。一個部分比如我們講20世紀像約莫也好霍蒂格利茨也好都強調中國的主權和國家的作用，在調整經濟當中的作用，在金融還是其它方面，中國跟整個由于全球化的原因產生出的某種程度的依附性，對于國際市場和經濟依附的關系已經對 原有的主權構造也就是說國家的自主性是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威脅，使得它的不確定性越來越高。隨著經濟市場的發展，國家跟市場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也就是說政黨、國家跟經濟的結構過于同構的話，就缺少制衡的能力，也就是說國家自身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它決策的公共性會受到重大的影響，這個也是當代中國社會在討論平等和公共決策結構調整方面的一些批評性意見主要的根源。換句話說，在今天這樣一個條件下，一種新的在開放條件下的重新討論自主性的社會實驗和政治實驗變得更加復雜，既有它很多有利的條件，也有不利的條件。在開放條件下如何創造一個自主性的新形勢，這個不是走向封閉，而是說更多擺脫依附性的關系，更加自主尋求開放的社會。這是今天探討中國經驗和模式很重要的一個挑戰，也是這場討論的意義所在。
本文根據汪暉在“百年清華，中國模式”論壇上的演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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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sdianying02.cn/bizchina/2011-04/27/content_12406352.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 汪暉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