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3月4日言論版文章：伯納德·麥道夫鋃鐺入獄，銀行家卻繼續在盈利，而窮人們則失去了家和希望。伯納德，謝謝你打破沉默——盡管你仍然堅持在為自己的罪名承擔全部的責任時采取了遮掩模式。
有一點很清楚，欺詐富人比欺詐窮人所受的懲罰要嚴重的多。你所受的長時間的判決，使得無數其他毫無廉恥的商人免于面對審判——不管審判是什么。
有一次和《紐約時報》的記者一起采訪，這位記者正在利用一位已經套現的人寫一本書牟利——我們知道，從最模糊的角度說，麥道夫認為他所從事不正當商業的那些銀行“本應該知道”他的數據不能算數。進行這種詐騙使他在過去幾年過得很好，他也沒被人發現。
多年來，財經記者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他所從事的勾當，但他卻沒有被發現。甚至有人質疑他被宣判的速度，防止他被審訊——這個程序能通過多輪交叉檢查，帶給我們更多有關他所進行的骯臟交易的詳細信息。
麥道夫仍然沒有交代清楚他在紐約以及國際上建立的聯盟網頁。這給調查他的人發了筆小財。《金融時報》報道“據詳細記載‘旁氏騙局’破產花銷的最新數據顯示，那些幫助從伯納德·麥道夫那里奪回196億美元詐騙款的律師和顧問團隊賺了13多億美元。”
《泰晤士報》讀者的評論似乎比這份報紙的報道更有見解。德克薩斯的一位讀者寫道：“實際上，我有點替這個人感到惋惜。他只是做了很多投資公司也在做的事。他被當做替罪羔羊而入獄，然而從那時到現在，很多人還在做同樣的事。可是對其他成千上萬做同樣的事，并且故意把國家引向金融危機的人的指控在哪兒呢？”
對這個話題最好的報道不是主流媒體，而是音樂雜志《滾石》，記者麥特·泰比調查為什么整個華爾街沒有入獄。麥特·泰比控告道：“金融騙子使全球經濟走下坡路——但是聯邦官員更多地是去保護他們而不是起訴他們。”從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行動可以看出，他們似乎更喜歡最簡單的理解或誤解。
正如之前的9.11和沃倫委員會一樣，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回避關鍵問題。這個委員會沒有對違法犯罪者給予刑事控告。其報告盡管信息很多，有些披露的信息我們溫和的媒體仍然還沒有報道過，但總的來說，基本沒有什么有用信息，講的都是我們知道的事。
現在共和黨想放寬弗蘭克金融改革立法對衍生品市場的條例規范，宣稱這些條例將導致很多失業。可以想象的到：所有保護大商業的努力總是以幫助大眾的名義實行。
《紐約時報》報道：“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眾議院議員史蒂芬·林奇警告說：‘你認為規范的代價大嗎？那我們不規范衍生品市場所失去的7萬億美元呢？’”他的同事沒有對此作出回應。那對此，誰會做些什么呢？
政治右派更喜歡改變這個話題，然而左派似乎沒有時間或精力去讓經濟公正成為其重點關注——盡管民調顯示經濟是大多數美國人的首要關心的問題。
進步人士應該因很少舉行反對銀行和逐漸增多的取消抵押品贖回權舉行活動而羞愧地低頭。對于那些失去家和希望的人來說，“蕭條”一詞現在具有個人和經濟雙重意義。
曾在蘇聯解體后，因對俄羅斯提出過很多誤導、破壞性的經濟建議，而在努力挽回的經濟學家杰裴里·薩克斯，前幾天警告說，對經濟不公平和越來越多的美國窮人，幾乎沒有人去做些什么。他說，如果在美國工作的人想要“另一個埃及”，他是一個政策專家，而不是激進分子，并且很可能害怕這個想法。
很多激進分子說他們想要仿效埃及人，但是即使在以人民運動出名的國家，誰會去組織任何如此有效的行動去引起騷動呢？在埃及，年輕人通過互聯網去組織和動員改革。在美國，互聯網似乎更多地用作排氣閥，花費幾個小時，給我們的是另一種相互交談的方式。在這里社會媒體更多地用來社交。
美國政府在海外支持網絡言論自由，但在國內卻進行限制和監視。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已經支持一項允許其在國家緊急時期限制網絡言論的法律。中間派媒體的泛濫以及有效信息的剝奪是導致公眾的被動原因之一。
正如哲學家、政治活動家諾姆·喬姆斯基所說，“美國人生氣、惱怒、充滿害怕和非理性的仇恨。而身邊那些在華爾街的人卻過得很好。他們導致了目前的危機，又被請來解決這個問題。結果他們變得比以前更加強壯、富裕。但是一切都沒事——只要公眾是被動的。”
那就是我們的問題。即使人們想知道，要發現卻不簡單。這點要“歸功”我們的媒體和政府。
英文原文請見：http://www.tsdianying02.cn/cndy/2011-03/04/content_12112742.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 Danny Schechter 編譯 張斯 編輯 呂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