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2月26日評論版頭條文章：中央政治局在21日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的會議上，明確強調要防止今年經濟出現大的波動。縱觀中央年初到現在所推進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讓我們感到政府在遏制通脹、扭轉產生泡沫危險的資金流向問題上，會打破以往年初力度輕，年末力度強的思維慣式，繼續保持強勢的執行力度。但是，由于內外環境的不確定，也要避免宏觀調控政策用力過猛或執行時機的失誤所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即遏制了通脹和資產泡沫現象的同時，經濟活力也隨之而去的可能性。這會給這兩年中國政府所取得的內外有目共睹的救市效果蒙上厚厚的陰影，增加未來經濟刺激的成本和效果。為此，如何認識內外經濟的不確定性，找到一個合理有效的發展經濟而又能防范通脹與泡沫的政策組合拳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首先，給中國經濟造成負面沖擊的外來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國際環境出現意料不到的動蕩，比如，目前中東、北非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就會影響全球市場對未來經濟的預期和由此可能產生的偏激行為，瘋炒油價就是近期值得關注的波及效應，讓它蔓延下去，就會給剛剛復蘇的世界經濟增添很大的麻煩。何況很多國家已經在面臨各國政府挽救經濟所導致的流動性泛濫的后遺癥問題上，正面臨著加息和按兵不動的兩難問題，前者是為了防止貨幣政策的滯后反應可能再會生成一個大泡沫的風險，后者是確保經濟全面復蘇的成果，避免過早退市帶來經濟再次疲軟的可能性。現在油價高企更是火上加油，經濟因為政策迫不得已的轉向而導致的不確定性再變得越來越大。所以，看清國外局勢的變化，再動用我們的調控手段，有時候能起到非常好的“借力”發揮的效果。相反，不管外部形勢變化，還按照以前的做法單純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那么，一旦效果顯現的時候，就會出現“超調”的問題，再來轉向糾偏防止經濟大波動的舉措已經為時過晚。
二是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經濟景氣度出乎意料的向上好轉，也就是政府和企業的投資產生了合力效果，形成了良性互動的作用，比如，美國服務業的繁榮格局的形成就是借助了自己政府推動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所產生的商業機會和就業增加的效果。由此又進一步形成向其他產業較大的波及效果，推動了整個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新興和對外來經濟走強的預期。如果歐美政府確認經濟復蘇的基盤已經穩固，接下來就是要避免一旦經濟過熱而政策反應滯后所產生的副作用。于是，美聯儲或歐洲央行等一旦加快加息的步伐，而我們對此舉動的應對措施又沒有及時做出反應，那么，中國資本市場和中國經濟就完全有可能因為國際資本回流而受到影響，這也會干擾我們宏觀調控的效果。甚至我們的貿易和投資伙伴其經濟因為國際資本的回流而遭到重創，這樣的危機案例在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過。
三是金融危機后經濟大國所暴露出來的一些存量問題，比如，財政赤字、貿易收支失衡、擁有大量外債的機構入不敷出和匯率升值問題等，因為某個事件由頭而使這些問題突然激化，再加上應對這類全球化問題上國際協調能力較弱，那么，很容易引起內外市場的過度反應，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式的放大效應。這也會使得正在努力進行結構調整中的中國面臨更大的外部沖擊的負面影響。像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再起，日美英等發達國家債券的信用評級下方調整，中美貿易摩擦等問題都不能讓我們現在掉以輕心。
其次，中國經濟自身的不確定性也不能小視。一是通脹壓力。尤其是對于人均收入基數低、貧富差距又大的中國而言，承受無論是輸入性通脹原因，還是我們自己貨幣超發，或流動性管理缺失所造成的通脹問題都是非常有限的，這對社會和諧以及內需培育都將產生十分不利的作用。而目前通脹形成的機制較為復雜，靠簡單的貨幣政策很難有實質性的效果。
二是結構調整壓力。這非常關系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金融危機后，和大多數國家一樣，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自然成了主基調，所以，現在，一旦宏觀調控力度加大，市場依賴“政策市”而發力的脆弱性就被凸顯出來。因此，如何盡快將這種輸血型的經濟繁榮方式帶出市場造血型的發展方式，這不僅關系到我們經濟發展的效率，而且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也尤為重要。但目前市場活力煥發的不確定依然很大，表現在很多產業資本被閑置下來，很多民間資本流失在外，若要扭轉這一局面，只有政府通過進一步減稅讓利。同時，保護好市場投資和消費的環境，并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的進程，以及大力推進“多勞、多得、多消費”的激勵機制以及相關制度的建設和相關政策有效實施的監督機制，繼續加大反腐打貪的力度，才能做到中國社會民富有保障，中國經濟發展有起色，而不是令人擔心的大起大落的局面。
三是市場摩擦增大的壓力。近期，民工荒、漲薪潮的社會現象已經引起了海內外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當然，在今天經濟環境還沒有出現根本性好轉的情況下靠市場自身來調節難度確實較大。如果中央政府在引導市場形成正確的通脹預期的同時，能夠控制有些地方盲目投資占用勞動力資源的行為，并敦促地方政府為民工的福利改善做出實質性的貢獻，為有發展潛力的企業，通過稅收等優惠政策來分擔他們所承擔的越來越高的勞動成本、生產成本，那么，這樣做所贏得的結構調整的寶貴時間，一定會為企業今后通過技術進步和創新，打開其盈利空間，提高自身抗衡成本增加的生產能力，發揮出非常積極的作用。否則，企業因成本迅速增加而盈利空間受到人才、市場等約束無法相應地做出調整等不利因素，可能會放棄繼續留在生產部門的意愿，這不僅跟中央期待的目標背道而馳，而且，也會因為他們的資金大量閑置在社會上的緣故，從而增加了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不確定性。
總之，在當前不確定的內外環境下，治理通脹和泡沫更需要科學發展觀。蠻干和單干（只依賴貨幣政策來治理通脹的做法）都會讓政策效果適得其反。事實上，根據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并針對當前中國通貨膨脹的特點，我感到需要重視以下三大配套的政策環節：一是貨幣政策的數量調整（利率、匯率政策為輔）和制度建設結合的宏觀調控方法；二是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和導入正確的激勵機制保證下產業結構升級的產業政策；三是強化政府決策部門的政策協調和學術部門研究成果的社會普及工作。
比如，第一個政策環節主要是控制可能出現的金融泡沫對物價水平的影響；第二個政策環節主要是起到提高實體經濟部門收益率的效果，以降低由于過剩的流動性涌向金融部門而可能造成通脹壓力；第三個政策環節的側重點則放在影響大眾合理預期的形成機制上。但是，上述每一類政策的有效實施都會影響其它兩類政策的實施效果。比如，如果能有效控制金融泡沫，資金就會流向生產效率較高的產業部門，才有可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提高人們實際的收入水平，從而也就會降低因為金融體系流動性過剩所可能造成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當然，實體經濟部門收益的提高，若能夠和人力資源的投資結合在一起，那么，實體經濟增長就會給與人力資本足夠高的回報，也就可以把優秀人才留在實體經濟的體系中。于是大眾對通脹的預期就會和實體經濟的發展狀況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一局面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的發展將產生不可估量的正面影響。當然，所有這些政策的有效實施，都是基于大眾對政策體系的信賴和準確的理解。為此，政府部門和學術界都應該肩負起宣傳和正確詮釋政策效果的社會責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金融學教授 孫立堅 編輯 呂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