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2月9日報道：離民謠歌手及作詞人周云蓬的沙龍還有4個小時，聽眾就已經陸陸續續抵達位于北京朝陽區的單向街書店。絕大多數聽眾都是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在這樣一個來去匆匆的年代，似乎只有他們花的起這么長的時間等待。
周云蓬的聊詩聽歌會吸引了很多20來歲和30出頭的年輕人。活動安排在晚上7點開始，不到5點就來了近兩百人。書店二樓基本上滿了，來晚的只能密密麻麻地站在座位之間的過道上，后面的被前面的擋住了視線，完全看不見主講人。
在一家出版社工作的編輯趙穎覺得，“沙龍跟生活是不同層次的東西。到這來有種奇怪的感覺，有生活激情，而不是流于世俗。”在她看來，參加活動的文學青年比較多，理想化的人比較多，能激勵她吸收更多的東西，不自覺地比以前更關注社會文化走向。換句話說，“在這里有同道的感覺。”
自2006年3月以來，單向街書店已經免費向公眾舉辦了300多場沙龍，演講嘉賓包括文學、音樂、美術、建筑、戲劇、電影、歷史等眾多領域的文化名人和學者，其中包括畫家陳丹青、作家余華、電影導演賈樟柯、舞臺劇導演賴聲川、詞作家林夕等。
書店的合伙人、《生活》雜志主筆許知遠說：“我們希望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觀點能帶給大家不同程度的啟發，影響人的精神世界，影響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
從2005年開業起，單向街書店幾乎每周都舉辦沙龍，在搭建公共交往平臺的同時，為人們提供一個思想交流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間。據沙龍策劃武延平回憶，2008年初他剛來單向街書店上班的時候，北京辦文化沙龍的沒有幾家，但是最近一兩年漸漸多了起來。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不止書店在辦沙龍，出版社、大學、藝術中心、非政府組織也在做。
熟悉書店歷史的業內人士認為，沙龍漸趨流行反映了公民社會在中國的發展，而且將進一步推動這一進程。例如非政府組織舉辦的沙龍能滿足某些其他地方無法滿足的社會需求，為公民之間相互幫助提供了渠道。
出版了多本雜志和周報的現代傳播集團新聞中心主任覃里雯說：“衣食無憂以后，中產階級開始詢問，溫飽之后是什么？他們尋求的是人與人的聯系，還有個人價值的實現。這類沙龍就搭起了這種平臺，成為中產階級在城市之間的紐帶，為他們實現個人價值提供了機會，同時也滿足了年輕人的精神需求和與人溝通的需求。”
覃里雯認為，沙龍鼓勵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為構建現代公民意識、促進公民社會成長打下了基礎。她說：“沙龍鼓勵人們獨立思考，這比什么都重要。”
目前，僅廣州一地每周就有三四場沙龍。唐寧書店是廣州沙龍的一個核心地帶，其活動主持人陶清表示：“人們來這里相聚的好處是可以與人分享。我們不乏豐富的思想，更為需要的是一種氛圍。”
據李世強回憶，1988年他的三味書屋剛開始舉辦沙龍的時候，這種氛圍還不存在。那時，沙龍在形式上也不是現在這種講座和提問相結合的形式。知名作家出了新書以后，他和妻子劉元生把作家請到店里來簽名售書，使讀者有機會和作者面對面地進行交流。
三味書屋位于北京西長安街南側，西單民族文化宮對面，一向被外界認為是北京第一家開始舉辦沙龍的書店。在店主李世強看來，書店是一個社會公共平臺，它應當是一個供人們沉思、交流的場所。
“沙龍就是讓人們在一起，漫無邊際、沒有主題地進行討論，但是卻通過一種氛圍去互相浸潤。”老李說，“它是一種潛在的溝通，通過積累、凈化最終達到提高，實現對氣質和修養的培養，過濾掉浮華、浮躁、虛榮，尤其是愚昧。”
到了1993年，三味書屋的沙龍活動正式以講座形式出現。第一批嘉賓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和知識精英，包括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顧問郭道暉，政治評論家、原人民日報社評論部主任編輯馬立誠等人。
那時沙龍不像現在這樣定期舉行，而是偶發性的，很隨意，有人有題目就講。直到2003年，李世強夫婦才開始固定每兩周辦一次，2006年改為每周一次。他說，現在沙龍受到的干擾和以前相比少多了。
覃里雯認為，在這個過程中，互聯網浪潮功不可沒，是它培養了民間溝通的習慣，鼓勵每個人發聲并對別人的聲音作出回應。
李世強表示，改革開放的深入帶來了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進而促使人們對精神生活提出更高的要求，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舉辦沙龍。以書店為例，隨著社會發展的需要，人們對書店的要求已不單單是買書，他們更需要一個在讀書之后進行交流的場所。
據聽眾趙天心反映，在各式各樣的沙龍中，三味書屋是為數不多的敢于直面社會政治熱點話題的一家，而大多數沙龍討論的都是文學和藝術。正是由于這個特色，李世強夫婦才不顧經營虧損和身體不好，堅持把書店和沙龍做下去。
老李說：“什么事情主要都是靠你自己認定一個目標，堅持你的理念，自己去做，在做的過程中去完善。”
經常有聽眾問他：你們這么做有什么用？他回答，如果你讓我說沙龍對改變社會有什么用，簡單來說就倆字：沒用。但是如果從個人角度看，沙龍能提高人的思想見解、認識水平，改變人對生活的態度。作用應當從這里開始。
“我們不試圖去改變別人，我們首先要改變自己。”他說：“辦沙龍是我的需要。我們這一代人（經歷過“文革”的一代）前半生過的既坎坷，又糊涂，最讓人痛心的是沒有尊嚴。那我們利用有生之年，要重新追尋那種有尊嚴的生活。我們要探尋生活的真諦，而且對社會也要有點相應的關懷和責任。這不是唱高調。”
如今，三味書屋有十幾名志愿者義務為周末的沙龍活動提供服務。他們協助店主夫婦接送嘉賓，在網上更新活動日程安排，拍攝活動照片，并在講座結束后把錄音整理成文字放在網上。老李稱他們是“真正具有社會責任感和公共關懷的知識分子”。
在談到沙龍對社會起到的作用時，許知遠表示：“我們要做的是正確的事情，而不是成功的事情。”他認為沙龍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它對人的成長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出乎意料的。
“你現在跟我說話的時候，或許你十年前讀過的一句話會突然從你腦子里冒出來。這東西是沒有設計好的，但它會意外的出現，人的一生也是。一天24個小時，如果我有兩三個小時在一種愉快的、促我思考的精神世界里度過，那這一天就很好了呀，并不非得讓剩下的22個小時發生變化。”
英文原文請見：
http://www.tsdianying02.cn/china/2011-02/09/content_11965394.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中國日報記者 江雪晴、張鈺晨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