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月25日評論版文章:剛剛過去的2010年是東亞地區的多事之年,也是中日關系的緊張之年。2010年的東亞戰略格局讓我們看到更加清晰的兩個特征——中國繼續崛起和美國戰略重點的重返亞洲,對這兩個因素的研判,是導致日本民主黨政權在對華上出現明顯變化的重要原因。
日美之間的問題實質是要不要繼續維持日美同盟以及如何維持同盟的問題。鳩山外交的調整意向嚴重干擾了美國的亞洲戰略,美國動用一切公共外交手段,引導美日媒體就有關安保同盟之必要性展開輿論攻勢。鳩山失敗所導致的直接結果,是菅直人政權引導日本外交重心向日美同盟的回歸,同時,隨著美國高調“重返亞洲”,日本借助美國力量,通過聯合軍演高調宣示了日本在東亞的存在。
日本的對華關系與對美關系是同步進行快速調整的。日本領導人在各種場合配合美國宣揚“中國威脅”論,釣魚島撞船事件的處理方式打破了此前中日雙方的默契和常態,更加使得雙邊關系緊張、復雜。
應當看到,中日關系的背后確因日美同盟關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國因素的影響,但是,盡管日本將本國外交的基點與日美同盟關系畫上了等號,但是,美日同盟關系卻并不等同于美國外交的全部。在中日關系的背后也同樣存在著中美關系的因素,而后冷戰時代的中美關系雖然是沖突與合作并存,但應該說合作還是中美之間的主流。因此,中日關系并不等同于中國與日美同盟的關系,中美關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國與美日同盟的關系。在這一點上,日本領導人確實出現了誤判。
2010年8月的安保懇談會報告和12月出臺的日本新防衛大綱及其中期防衛計劃都充分顯示出,防范中國是其最為核心的內容。日本的戰略疑慮不僅對雙方關系的穩定帶來極大的負面作用,也證明日本并不相信中國的和平發展目標能夠實現。日本對華心態的變化導致其外交決策心理環境的變化。
中國的崛起是否意味著戰爭威脅?這要看中國是否有這樣的主觀意愿和客觀能力。答案是清楚的,既沒有意愿也沒有充分的能力。和平與發展是中國的戰略目標和行動原則,中國必須也不得不專心致志于自身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盡管中國GDP已經達到世界第二,但經濟規模不等于競爭力,更不等于軍事強力。中國在經濟、軍事、軟實力上距離美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距離日本能夠保持42年的世界第二,也還要經受41年的考驗,而日本的海洋發展實力、現有艦艇的高科技含量以及航母制造能力都遠高于中國。如果過于夸大中國的軍事力量,渲染中國的潛在威脅,會導致不由自主地站在對立的立場,擾亂中日關系的大局。因此,問題的關鍵是,要謀求一個什么樣的中日雙邊關系,是對立的,還是合作與協商的?
不可否認,中國外交面臨的一大問題是如何解決經濟和戰略走出去的“不平衡。中國應當有足夠的軍事能力,為內部經濟發展和外部貿易安全服務。包括日本在內的周邊國家希望中國就軍事現代化意圖以及軍費的增加采取更加公開、開放、透明的態度,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期待。軍事發展越是處于“孤立”狀態越容易引起外界的戰略猜疑,因此,中國需要以開放的心態與周邊國家建立軍事上的雙向開放與互信。
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建立需要以雙方的戰略互信為基礎。中國與日本作為近鄰不能不打交道,兩國的自身發展都需要穩定的周邊關系。中日之間日益緊密的經濟聯系并沒有帶動戰略互信的加深,這既是近年雙邊關系的新特點,也是新問題。雖然外交上的突發事件不可能消除長期以來已經建構的雙邊經濟關系,但一定會傷害或阻礙關系的正常發展。
縱觀中日關系的發展歷程,在處理雙邊關系上,政治領導人的外交引航作用至關重要,中日關系上無論成功的經驗還是挫折的教訓,都印證了這一點。外交問題要通過成熟的外交途徑和手段及時處理,而不能將其置于民意情感中放任自流,政治領導人尤其需要謹言慎行。中日關系上存在釣魚島領屬爭議和海洋劃界等敏感問題,兩國領導人之間應及時就突發事件進行溝通與協商,同時,雙方應建立爭議地區的中日共同管理機制和危機處理機制。中日雙方可以協商建立應對突發事件的溝通機制,并使該機制常態化運作。
民意情感的形成基礎是多方面因素構成的,其中媒體起著最突出的作用。在應對中日雙方突發事件中,控制民族主義情緒,防止雙方情感化對立,事關中日關系正常發展和地區安全的大局。媒體的過激話語表述和不全面的選擇性報道,影響了社會廣大讀者對事件真實性、客觀性的了解;媒體特殊“權力”的不當行使,實質上是對讀者客觀地判斷事物的權利的剝奪。建議中日雙方的媒體之間開展“媒體權力的限度和社會責任”的公開討論。希望通過公開討論,促進媒體自律性的提高。
日本更應關注十二五時期的機會。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永遠高速發展,發達國家進入后工業化時期,一般都轉為低速增長,中國也不可能永遠高速,日本應當抓住目前中國高速增長的市場需求的機會。與日本高速增長的效果相比,中國還存在很大的差距。日本是先富后慢,先富后亂,先富后老。日本經濟藏富于民,海外凈資產超過GDP的50%。日本雖然增長速度緩慢,但已經不再讓環境為增長付出成本,故其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也是值得借鑒的。我們不應當單純以增長速度衡量一個國家的整體實力和它已經達到的實際水平,日本失去的不是能力和水平,而是方向和動力。與中國的GDP高增長伴隨環境付出高成本的情況不同,在合作方面,中日雙方“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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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1-01/25/content_11910729.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所長 李薇 編輯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