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1月16日報道:楊德英穿了一身亮白色的休閑裝,這種顏色和樣式在中國農村的田野間并不多見。
“我早就知道到頭來我還是會回農村的,”這位身材苗條的32歲婦女站在她家門口說道,“但是留在城里的朋友說我會后悔的。”
在城市里打了13年工之后,楊德英于2008年回到了河南老家結婚,成為全職家庭主婦。但是,重新適應鄉村生活對她來說并不容易。
正如很多在城市里闖蕩過的農村婦女們一樣,楊德英發現她對于婚姻、財富、以及如何做母親的看法已經和她的鄰居——湖南省武岡市南塔村的村民們大不相同。
“這很難解釋,但是我想我經歷的很多事情是她們(留在村里的)很難理解的,”楊德英說道。她已經是一對半歲大雙胞胎的母親。
在她講話的空當,村子里一些其他抱小孩的婦女們在一旁嘲笑她。“她是這村子里的老姑娘,”其中一個喊道,“她都30歲了才結婚,我們都是20出頭就嫁人了。”
想要重新適應農村生活的婦女們總會有鶴立雞群之感,已退休的中國社科院婦女研究中心副主任孟憲范這樣解釋。
2009年底,她參與了中國第一個關于女性返鄉農民工的研究。研究人員花了兩年時間對來自安徽、江西、河南、重慶和寧夏的數百位婦女做了一對一的訪問。
最終的報告顯示,被調查者最主要的抱怨是衛生條件差(有些為了每周能洗個澡要跑到很遠的地方)以及厭倦感。
由于沒有充足的資金、或者良好的工作條件,很多人也為無處施展在城市獲得的一技之長而感到沮喪。
返鄉者們很難“找到機會充分使用其才能”,報告說。“她們渴望政府可以提供一個合適的平臺。”
對于15歲就南下廣東闖蕩的楊德英來說,回到南塔村后最大的調整是她需要在經濟上依賴丈夫。
在農村,傳統上都是由男人為一家老小提供衣食,但楊德英認為“在20到40歲之間的女人們不應該問男人要錢。”
她的打工生涯從中山的一家電器公司的倉庫管理員開始,這個職位每個月帶給她300元的收入。當這家公家公司于1997年倒閉之后,她在深圳的一家餐館找到了工作。這座珠三角地區最繁榮的城市被打工者認為是首選之地。
“在餐館打工很辛苦,”這位初中未畢業就輟學的母親回憶道,“我的工作是為廚師準備食材,但所有的東西都是用英文標識的,對我來說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份工作只持續了一周,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楊德英只能靠打零工來維持生計。之后,她回到中山的一個硬件工廠工作。
“那時我能每個月掙到1000元了,生活也越來越容易了,”楊德英說。在閑暇時間,她喜歡打游戲、滑冰以及與朋友們一起去唱卡拉OK。
“周末時,我們會坐車15分鐘到附近的一個服裝市場去逛。”她說,“我在廣東的時候,我和朋友們都是分攤花銷。不知不覺錢就花出去了,一點也存不下來。”
但是,像很多返鄉者一樣,楊德英知道,妥協是重回鄉村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她的丈夫經營了一家小規模的飼料廠。
“如果不是為了照顧孩子,我絕不會在經濟上依靠一個男人,”她說,一邊輕拍著她的兒子。“回到家鄉后,這兩個孩子是我快樂的唯一來源。”
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農民工數量在2008年時達到2億。但是,孟憲范說,由于中國的戶口制度將城鄉居民嚴格區分開來,很多在外打工的婦女正陸續回到農村。
“從就業、住房、教育及社會保險等方面,農民工感覺被城市排除在外,這讓他們很難在工作的地方定居下來,”她說,“對中國的農村人口來講,流動和移居之間有很大差別。流動也許很容易,但真正移居卻很難。”
由孟憲范領銜的中國社科院報告發現,婦女農民工的流動呈現出 “M”狀。
“M的兩個頂峰表示農村婦女向城市流動的時間點,”孟憲范解釋道,第一個頂峰表示她們在17、8歲離開農村,并在20到22歲之間返鄉結婚生子。
“很多人會在25歲時再次離開——這代表第二個頂峰——然后在35歲左右徹底返鄉,”她說。
楊德英在南塔村的鄰居、現年24歲周秋華幾乎完全符合這個模型。去年她從廣東省另一個制造業基地東莞返鄉生孩子。
“在東莞生孩子是不現實的,”她說,“我只能有三個月的產假,而且沒人能幫我照顧孩子。”
與楊德英不同的是,周秋華打算在她的小孩長到一歲時再次出去打工。“等他到三歲時我就回來陪著他。”
專家稱生育是很多婦女農民工返鄉的首要原因。由于社會保險覆蓋的缺失以及沒有家人的照顧,很多農民工在懷孕后就不得不辭職回家。
“我想政策制定者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局面已經有所改觀,盡管過程很緩慢,”孟憲范說。
“由于……障礙在逐漸消除,城市化也在向前推進,一個全國性的包容性的社會保險體系將會建立……由于社會保險體系(不完善)而返鄉的農民工數量也將逐漸減少,”該研究的最終報告這樣寫道。
2009年7月,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對47,461個持農村或這城市戶口的工人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六成的農民工集中在薪水低、風險高的行業工作,比如建筑、制造以及餐飲。而這一比重在城市工人中為53%。
但是,大約64%的農村戶口持有者稱,他們將在自己的老家“度過下半生。”
“農民工將他們一生中最好的時光貢獻給了城市的發展,但卻享受不到城市化的福利,” 孟憲范說,“他們是城市化的代價。”
“另外一方面,他們的返鄉也可以推動農村地區文化和文明的發展,”她說。
與未曾出門打工的婦女相比,返鄉的農民工通常有更強的自我意識,也更關注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孟憲范說。
楊德英很贊同這一說法,像所有的父母一樣,她希望她的兩個孩子能過比她更好的生活。
“我不想讓他們留在村子里,”她說,“我希望他們能好好上學,我非常后悔自己沒有好好念書。”
“我不想我的孩子像我一樣給別人打工,”周秋華說。望著她的孩子王子,她說,“我希望他們能多念點書,然后離開農村。”
“農村的生活很無聊,”她說。(中國日報記者 王巖 翻譯 李婧 編輯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