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9月17日評論版頭條：“中美經濟不平衡”通常被認為是美國經常賬戶的巨額赤字與中國經常賬戶的巨大盈余之間的不平衡，而實際上這種失衡更深層次反映的卻是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權利與利益分配上的嚴重失衡。中美兩國之間的關系從根本上講是一種非對稱的依賴關系，這其中債權國與債務國背后的“暗物質”就成為求解這種非對稱關系的關鍵。
筆者利用國際收支平衡表，通過對比中美對外金融資產與負債結構，成本收益后發現，作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美國投資收益為正，而且遠遠超過作為其最大債權國——中國的凈資產收益，中美之間的確有被許多經濟學家稱之為“暗物質”的存在。
從國際投資效率看，我國是具有負財富效應的債權國。據統計，1990-2008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資收益凈額多數年份為逆差。投資收益累積逆差額達605.53億美元，造成了國民福利的流失。國際投資頭寸表也顯示，2004-2009年間，中國對外資產中儲備資產平均占比為66.73%，比美國高出63.56個百分點；對外負債中，FDI占比高達59.96%，高出美國55.21個百分點。不對稱的資產負債結構不僅造成了我國國際投資的低收益，而且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對外經濟控制能力的不足。由于股權投資收益一般要高于債權投資，為流入資本（負債）支付的是比較高的股權收益，而流出資本（資產）獲得的債權收益較低，兩相比較必然使我國成為低收益的債權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全球最大債務國的美國，債務不但沒有對其形成制約，反而成為美國維持金融霸權的工具。美國的經常項目賬戶與資本項目賬戶高度對稱。美元國際循環依賴于兩個“交換”：即貿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金融渠道投放，貿易渠道回流。
經驗表明，美國經濟嚴重依賴于資本流入進行債務融資。從歷年美國資本流入情況看，美國三分之一的對外不平衡是通過“金融調整渠道”來彌補的，從1993年到2005年間，美國累積了4.4萬億美元的經常項目赤字，但是美國對外凈資產負債在這一時期只上升了2.4萬億美元，而另外2萬億美元赤字則是通過美元資本回流得到了對沖。
從美國的資產與負債結構看，美國的外國資產大多以外幣計價，而其負債則幾乎全部以美元計價。美國憑借“美元本位制”不僅支撐其債務的國際循環，也能利用貨幣“估值效應”，通過債務貨幣化或變相貶值增加國民財富。在國際貿易計價、世界外匯儲備，以及國際金融交易中，美元分別占48%、61.3%和83.6%。“美元本位制”實際上已經演變為美國的“債務本位制”。一方面，作為貨幣發行國，其可以通過增發貨幣以履行對外償付義務或稀釋對外債務負擔，即通過儲備貨幣貶值變相違約其外債償付義務。僅2002～2006年間，美國對外債務消失額累計達3.58萬億美元。
另一方面，美國又通過對外大量進行長期投資獲取巨大經濟利益。與平均3.5%左右的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水平相比，海外投資形成了高利潤回報。美國對外資產與負債的收益較大，而且各項風險值相差也很大，這表明美國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風險資產，而對外債務仍然主要集中于安全性好的低收益資產。美國依托于美元這一國際中心貨幣和全球金融分工的戰略優勢獲得了全球化財富分配中的最大收益，資本利得成為美國獲取全球剩余價值的最大渠道。
這說明我國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債權國，而像是一個把資金存入銀行、轉又從銀行高息借出來的儲蓄者。與此相反，美國并不是一個真正的債務國，而更像是扮演著拿別人的錢賺錢的銀行、或是風險資本家的角色。
事實上，伴隨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更替，美國也完成了其角色的轉換。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美國在全球金融格局中扮演著銀行資本家的角色：即通過向全球提供流動性來維持美國的貿易順差，在實現比較優勢的同時，獲得相應的貿易和信貸利益。另外，美國通過在商品輸出帶動下的資本輸出分項他國的貿易和投資收益，這是銀行商業資本獲取利潤的主要方式。然而隨著“牙買加協議”的實施以及美國制造業比較優勢的衰落，國際資本大量向美國流入。1985年，協議實施僅僅9年后，美國即結束了長達71年的國際凈債權國地位，而成為全球最大的凈債務國。
特別是在過去的20年中，世界經濟金融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世界經濟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美國完成了由“銀行資本家”向“風險資本家”的角色轉換，美國憑借著發達的金融市場和絕對主導的貨幣體系，向全球源源不斷的提供他國所需的金融資產。新興經濟體需要為日益積累的外匯儲備尋找資產安全配置和流動性的渠道，因此美國成為全球資本的“蓄水池”。
扭轉美國的資本霸權和全球財富分配失衡的格局并非一朝一夕可為，但有三條路徑可循：一是重建國際貨幣體系，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扭轉貨幣錯配。二是推進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壯大本土金融體系，將作為債權國的金融權力轉化為國家金融話語權。三是改變國際儲備結構，提高債權收益，管理好債權。相信，中國成為真正的債權大國并不遙遠。(作者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 張茉楠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