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9月15日言論版文章:美國國會周三舉行聽證,判定中國是否按照其要求,把人民幣匯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201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將人民幣與幾種貨幣掛鉤。但美國人迫切需要人民幣快速升值,對目前“緩慢升值”的現狀頗感不滿。因此,美國又開始對中國施壓,希望人民幣升值更快些。
新一輪對華施壓不過是讓中國成為替罪羊,對美國低迷的經濟負責。但事實上,正如幾位著名美國學者得出的研究結果,即使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0%,也不會如美國政府所愿有效提升美國經濟。
根據最近一項由中美兩國學者利用聯合均衡模型(computation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進行的研究,假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0%的話,美國國內就業率僅會上升0.16%,提升美國國內消費0.2%,拉動國內生產總值上漲0.16%。與此同時,這一舉措也會使美國貿易盈余下挫105億美元,因為中國出口與美國制造商品之間的替代效應極弱。
人民幣升值20%將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損害。盡管貿易平衡受影響不大,會下降104億美元,與中國貿易盈余總額比不算什么,但中國國內就業機會和國內消費都將下降3.03%。因此,除非美國想以此懲罰中國,否則,強迫人民幣快速升值是不合理的。如果美國政府真的想要懲罰中國,那么中國政府完全可以堅定地回絕美國的要求。
同樣一項研究表明,人民幣緩慢升值并不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太大傷害。例如,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升值5%,中國的就業和國內消費將分別下降0.74%和0.57%,國內生產總值下降0.56%,此外,貿易盈余增加34.7億美元。此外,人民幣小幅升值也會給中國帶來不小的好處,最重要的是可以減輕通貨膨脹壓力,以及調控過高的房地產價格。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Balassa-Samuelson effects)可以很好地解釋一國在人均收入顯著增長過程中生產率及貨幣購買力之間的問題。匈牙利經濟學家貝拉·巴拉薩(Bela Balassa)和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在1960年代早期獨立發現這一效應,一國在人均收入領域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其貨幣將被重新估價。
因此,人民幣升值后,中國商品和地產對外國人來說將變得更加昂貴。這意味著,中國只有兩種選擇,要么人民幣升值,外貿、就業受損,要么就要忍受通貨膨脹壓力下的高物價與高房價。沒人會從通貨膨脹和高房價中受益。但人民幣升值至少會提升中國人在購買外國商品和服務時的購買力。因此,要應對巴拉薩-塞繆爾森效應,中國寧要人民幣升值,也不能選擇通貨膨脹。
中國人民銀行的對沖債券(sterilizing bonds)可以緩解通貨膨脹壓力,同時穩定人民幣匯率。但這必須要有被迫儲蓄作為保證,尤其是當經濟正處于擴張時期,銀行愿意把錢借給實體經濟購買對沖債券。被迫儲蓄成為中國經常項目盈余的一部分,最終體現在國家的外匯儲備中。
這會造成一種惡性循環:央行發行對沖債券穩定人民幣價值,帶來更多的外匯積累,這極大地增加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央行要發行更多的對沖債券。要打破這一循環的唯一方法是允許人民幣升值。
考慮到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人民幣適度升值并不會動搖中國商品的國際地位。中國工人的薪水是日本工人的十四分之一,韓國工人的二十分之一。此外,勞動力生產率比工資增長速度快很多。今天,一個工人一天的工作量相當于20年前12個工人的總和,但他的工資僅為20年前的4.7倍。
單位商品勞動力成本下降,中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才會提高。假定其他國家的單位勞動力成本沒有改變,那么中國生產率增長與工資增長之間的差距將使人民幣在過去20年間扣除物價因素每年上漲4.3%,同時不會降低中國商品的競爭力。但現實情況是,許多國家單位勞動力成本都上升了,因此,人民幣升值空間本應更大些。
中國出口企業經歷的考驗只反映了他們的愿望,而不是現實。有經驗的出口商會在與外方簽訂合同時將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風險考慮在內。2005年到2008年間,人民幣每年升值5%,中國出口在3年內增長了一倍。2010年上半年,中國出口增長42%,已經恢復到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
通貨膨脹的壓力重現,盡管中央政府下大氣力調控房價,房價依然在上漲。給人民幣留下升值空間,政府緩解通脹壓力及控制房價的難度都將隨之降低。建立更加靈活的匯率機制,而不再將調整匯率看作被動應對國外壓力的手段,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訴求。(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姚洋 編輯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