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9月9日評論版頭條：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深入發展的背景下，農民工問題橫跨城鄉,影響深遠,覆蓋經濟和社會。要把科學解決農民工問題,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支點！
首先，農民工問題深刻影響到農業和農村發展，關系到城鄉協調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深入推進，進城農民工越來越多，且以青壯年等素質較高的勞動力為主，由此容易給農業和農村發展帶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農村經濟農業化、農業經濟副業化、農業勞動力老弱化、村莊發展空心化；二是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和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
許多農村在青壯年等較高素質的勞動力大量流出后，非農產業逐步萎縮，農村經濟逐步演變成單一的農業經濟，形成農村經濟農業化現象。與此同時，農業作為農戶主要收入來源的地位逐步削弱，非農經營或就業越來越成為農戶收入的主要來源；甚至部分農戶越來越把從事農業當作副業，減少對農業的勞動力投入，導致農業經營粗放化，形成農業經營的副業化現象。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進城或轉移到其他地區，文化程度較高、腦子比較活絡、特別是45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從事農業的越來越少，部分地區農業勞動力老化和弱化的問題越來越突出。由于舉家進城的農民工越來越多，部分村莊實際居住的農戶和農村人口越來越少，形成村莊發展空心化現象。
許多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后，把子女留在家鄉生活和上學，請爺爺奶奶看管，由于爺爺奶奶年邁或看管乏力，容易出現農民工子女得不到足夠關愛、教育和保護，甚至失學、失足等問題，即所謂的“留守兒童”問題。不少男性農民工外出務工經商后，把妻子留在家鄉務農、照顧老人和孩子，容易導致部分夫妻感情疏遠，妻子勞動強度過大，生活壓力明顯增加，形成所謂的“留守婦女”問題。農民工特別是舉家進城的農民工外出后，把父母留在家鄉，容易導致作為父母的農村老人難以得到足夠的照顧，生產、生活困難加大，這就是所謂的“留守老人”問題。
當前，中國農村人口的老齡化程度已經高于城市。在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進城的同時，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把子女帶到城市，導致農村老人的比重越來越高，由此加劇了農村人口的老齡化問題。
從國際經驗和我國的現實來看，農村經濟農業化、農業經濟副業化、農業勞動力老弱化和村莊發展空心化，容易導致農業和農村發展的蕭條、衰敗甚至萎縮，容易損害農業的競爭力和自我發展能力，甚至會影響農產品有效供給，加大發展現代農業的難度。因此，許多國家都把促進農村經濟的多樣化，作為促進農村發展的重要政策措施，以抑制農業農村經濟的蕭條或衰敗。如歐盟“2007～2013年農村發展政策”，作為2004年通過的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具體行動方案，特別重視推進農村經濟的多樣性和改善農村地區的生活條件，在農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美國，農村工業、建筑業和農村文化旅游、農村公用服務產業的發展，對于活躍農村經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至于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和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則會直接影響到農村民生狀況的改善，容易弱化農村的自我發展、自我保護甚至自生能力，導致加強基本公共服務的迫切性迅速增加。
其次，農民工問題已經嵌入到城市深層，成為影響城市發展和城市化質量的突出問題。近年來，中國每年新增的農民工大約在600萬人左右。到2010年第二季度末，全國農村外出務工的勞動力已達1.57億人。隨著進城農民群體規模的擴大，特別是農民工舉家進城的增加，進城農民已越來越多地“嵌入”城市的生產生活，實實在在地成為城市社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成為城市發展中不得輕視的重要力量。作為城市新的產業工人，作為準市民乃至新市民，城市的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勞動用工和培訓制度、甚至住房制度，必然通過千絲萬縷的聯系，影響到進城農民工的生產生活和發展機會、發展權益。進城農民工行為方式的變化，也在日益為甚地影響城市居民的生產生活乃至發展。
城市化的本質是農民的市民化！隨著農民工進城規模的擴大，農民工出于自我保護和追求發展的需要，對融入城市社會網絡的需求迅速增長。但是，他們融入城市社會網絡的過程，往往是痛苦、希望和摩擦交織的過程，也是在融合與反融合不斷反復、波浪式推進的過程中，對城市既有社會網絡不斷滲透和改造的過程。如果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多數進城農民工仍處于對城市社會網絡進不得、對農村社會網絡退不得的邊緣地位，就容易出現農民工既忌恨城市又厭惡農村的問題。
對這一問題處理不好，極有可能將原先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移植”到城市內部，形成城市內部原居民與農民工之間新的二元結構，形成二者之間在收入和享受公共服務方面的更大反差，由此更容易帶來矛盾、對立和沖突，甚至更可能“撕裂性”地破壞城市社會的穩定和諧，妨礙城市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為相對于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即城市內部原居民和農民工之間在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務方面的較大反差，往往表現得更直接，更容易感知。它實際上屬于城市老居民與新移民的矛盾。從國際經驗來看，移民利益的邊緣化，容易成為許多重大社會不和諧事件的導火索。
近年來，以80后、90后為代表的新一代農民工迅速崛起，日益成為農民工的主體。相對于以50后、60后甚至70后為代表的老一代農民工，這些新一代農民工不僅文化程度較高，智力和身體素質較好；他們進城就業的動機已由主要追求收入，轉向追求收入與追求發展機會及城市生活方式并重；他們對平等的要求明顯提高，對公平正義的反應更加敏感，對面向自己的身份歧視也由麻木轉向抗爭。在新生代農民工中，還有越來越多的一部分是在城市出生和長大的，即“農村的種，城市的苗”，基本沒有在農村長期生活的經歷，農村甚至只是他們逢年過節“走親戚”的地方。這些“二代農民工”與由留守兒童成長起來的農民工，雖然同屬新生代農民工，但在行為方式上已有根本區別。他們如果不能融入城市，也不可能回到農村，只能成為城市的“游民”，容易轉化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因此，為了城市社會的穩定和諧和可持續發展，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特別是二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已經日趨重要和迫切！
這就要求顯著加強面向農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務，促進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向農民工延伸，推進農民工與城市原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為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創造條件。借此，促進進城農民工在城市實現由“落地”到“生根”的轉變。否則，就很難避免不少農民工進城“帶著希望來、抱著失望生”；就容易導致農民工“漂浮”在城市內部甚至城鄉之間，加劇社會運行的不穩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和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很難切實落到實處；堅持科學發展觀也容易成為空話。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1995～2009年，城鎮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25個百分點。為了鞏固前期城市化的成果，“十一五”期間，我國城市化應該進入數量與質量并重、質量適度優先的階段，要把促進農民工市民化、促進城市內部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和更好地發揮城市化對農業、農村發展的帶動作用，作為提高城市化質量的主線，讓農民（包括農民工）更好地參與城市化過程，分享城市化成果。
可見，在當前乃至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科學解決好農民工問題，有利于加快農業和農村發展，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防止農產品供求嚴重失衡影響民生；有利于加強農村公共服務，改善面向農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務，促進城鄉之間和城市內部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推動城鄉協調發展和農民工市民化，為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創造條件。此外，著力解決好農民工問題，還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扭轉近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勢頭。近年來，在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同時，務工經商收入越來越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以2009年為例，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5153元，較上年增長8.2%；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2061元，較上年增長11.2%,快于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3個百分點；工資性收入對全年農民增收的貢獻率已達52.9%。因此，必須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高度，著力解決好農民工問題，推動城鄉統籌發展。 （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姜長云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