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9月2日言論版文章：單從劉笑盈的履歷看，他是一個一輩子與書打交道的人，54歲，插過隊，大學畢業后輾轉在六所位于老家河南和北京的學校，或讀書，或任教。涉獵廣泛，用他自己的話說：“興趣太廣、用心不專，所涉及領域寬泛博雜。早期興趣在世界當代史及國際政治，后來關注轉到經濟及經濟史方面，現在又在國際關系、民族主義、國際傳播及國際新聞等方面游弋。”1978年，22歲的他走進大學校門，中國革命邏輯終結，肇始于科學理念復歸的改革與發展成為解讀他知識結構與研究興趣變遷的時間線索：1970年代末的撥亂反正，1980年代的文化熱與改革抽搐，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交織的發展，再到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焦慮。
在中國傳媒大學剛剛成立傳播研究院一樓的博導辦公室，劉笑盈教授斜倚在扶手椅的靠背上，清晨的陽光透過他背后的大窗戶灑滿整個以白色為主色調的房間。與其他77、78級大學生一樣，一談起中國與世界的話題，劉笑盈便滔滔不絕，在一個多小時的采訪過程中始終處在亢奮狀態，香煙繚繞之間，有嬉笑，有怒罵，有責問，有反思，聽來散漫，但始終圍繞著一個主題，我們怎樣理解當代的中國的現象、成就與問題。有人提出“中國模式”的說法，并以此在古今東西之間豎起難以逾越的屏障，但劉最終要闡釋的是任何狹隘的模式化、標簽化的認知模式都會喪失太多的歷史感，同時否定一切恢復事物本原聯系的可能。
中國絕不僅是一種政治存在，而更多地是一種包容文明體在時空范圍內的延續。那些給中國貼標簽的人們，其中包括中國人自己，往往缺乏對中華文明歷史發展的認真解讀與深入思考。中華文明本身就是多元，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的混合體，而非單一生產模式下的孤立結構。不應把中國歷史敘事中作為政治存在的帝國敘事與文明敘事混為一談，況且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演進本身就是文明體制的一部分。中華文明也是一個交往、互動、豐富、演化的過程。美國著名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就曾以長城為中線，系統地論述了中國作為文明交融行為體的內涵。
但劉笑盈并不回避近代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文化困境。他坦陳：“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始終在古今東西之間搖擺。我們需要自信地在傳統意義上的東西方之間尋找中間點。中國文化的演進，乃至文明的進步，歷來都是嫁接、交融、互動的結果。這需要一部分人的努力和實踐，更需要公眾對基本中國歷史的再認識與在思考，自信來自于洞見。歷史上的中國從來沒有放棄或停止過與其他文明的交流，因此，不宜將中國傳統文化拖入僵化的模式論中。”他并不認可所謂中國文化的彷徨，許多人大呼文化產業走向后殖民化，他認為：“中國尋找文化創新點的過程本身就是中國文化現代化，或曰豐富、發展的過程”。
文化的交融與影響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初級的產業化、商業化、市場化過程中的文化碰撞、交鋒和妥協并不必然危及所謂的文化傳承。傳承是在社會背景下的歷史選擇和沉淀的過程，遠非行政干預所能及。劉笑盈認為，現在應該給過熱的文化產業“去意識形態化”，低俗是不規范的市場化和商業化帶來的必然結果。不應在文化領域內的低俗傾向與籠統意義上西方文化之間建立必然聯系。西方很多文化產品的設計、制作、開發和市場化經驗都是我們急需學習和借鑒的地方，在面對西方文化價值觀的輸入時也應注意，不能單純因為其來自西方，而否定其中包含的普世價值觀念的存在。
他認為，中國在進入世界經濟及政治市場后，迫切需要以包容的心態融入世界思想市場，誰是主體不是關鍵，關鍵在于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在哪里，其中一個重要爭論是普世價值之爭。劉笑盈堅定地認為：“普世價值觀存在于所有的民族文化中，是不同文明中共有的。但正如美國學者愛德華·賽義德所言，歷史的原因導致，有些人群，他們無法表達自我，只能被其他人表達。西方對中國不甚了解，往往產生誤讀，他們看不到中國文化往往以樸素的形式反映出普世價值觀，諸如和而不同，大同世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與西方標榜的自由、民主等并行不悖，而且都必須建立在人之所以為人的各種基本價值觀念上。這也應該是中國文化傳播過程中尋找核心理念的方向。”他非常明確地將價值觀念本身存在的場域與被西方意識形態化的狹隘的普世價值觀區別開。他認為，當抽象的價值被認為具體化、物質化為強制通行的行為模式時，都是對其本身的背叛。
比這種背叛更值得惋惜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并未充分意識到將普世價值觀念狹隘化、封建化給其自身人文精神和社會結構帶來嚴重侵蝕。劉笑盈說：“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有些發達國家在中國取得成就的既成事實面前，對中國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過程中內在的、自明的必然性因素視而不見。社會發展，時代變遷，西方主流價值觀強制推行的行為模式主導下的世界貧富差距嚴重，戰亂頻仍，環境污染嚴重。”西方社會內部的知識分子也對美國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精神倡導的商業模式、發展方式及價值觀念的庸俗化持懷疑或批判態度，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發展的擔憂與其說來自于中國，毋寧說是西方體制本身的自反性反詰。西方知識分子們真正擔憂的是，一種充滿致命自負的價值觀在固步自封的強權邏輯下，到底還會統治世界思想史多久？
文化演進可以作為研究中國與世界關系的重要線索。談過當代中國與外來文化的交融和交鋒，我們把話題轉向了中國對世界的文化傳播。作為一個陸權國家，中國對海洋作為運輸以及傳播媒介的認識比西方國家保守得多。西方國家也習慣于將中國看做一個偏安于遠東一隅的沒落古國。但當這個國家，如拿破侖所言，從20世紀末葉起開始逐漸覺醒，并愈加關注海洋的時候，西方國家越來越感到，這個國家巨大的人口基數、寬廣的地理面積及重要的地理位置便足以使之成為與其匹敵的強大競爭對手，更不用說這個國家在不同于西方制度前提下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中國威脅論存在于經濟、軍事、貿易、文化等各個領域。中國為維護自身國家利益采取的行為經常被某些國家視為對自身利益的有意威脅。
說起中國威脅論，劉笑盈笑稱，某種程度上，中國人首先感到的是那些急需解決的國內問題，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已經強大到足以威脅世界的程度。日本在1960年代的崛起也曾經引發國際社會的緊張和關注。其實，任何國際行為體在一段時間內綜合實力的增長一般都會引發某些國家的不安。因此，中國人應該以平常心對待西方的這一本能反應，但同時也應在國際傳播領域積極爭取話語權。中國爭奪話語權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內中國經濟很有可能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基于此，中國政府、媒體、公民社會，只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忍受西方中國威脅論的存在。當務之急是中國應盡快發展與其經濟增長速度相適應的國際傳播能力。“中國人講自己的故事是為了澄清和說明，不是為了爭霸，人類終將和諧發展，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說道。
國際傳播學界早已達成共識，對外傳播是為了講故事，開窗戶，不是為了“豎墻”。“豎墻”導致不透明，引發猜忌是必然的。沖突和戰爭最初往往是有隔閡引發的。中國在講自己故事的時候，不應回避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學會入情入理的平衡表達，摒棄美國式的強權說教與意識形態輸出。一個國家的行為與表達需要匹配，這是消除誤解、偏見，塑造國家形象的關鍵。中國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但中國存在的問題和必須要克服的困難，要突破的瓶頸也是同樣是不容回避的。 除卻西方國家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偏見，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威脅論的產生與長期以來中國傳統外宣體制中的兩大弊端有關，一是成就宣傳，意識典型人物宣傳。以至于，一段時間內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承認中國已經是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發達國家。其實，中國政府已經清醒地認識到粗放發展方式的弊端。在信息化社會，掩蓋這些問題將進一步加劇社會張力，引發社會動蕩，還會給國外造成一片繁榮，強大的虛擬景象。
中國政府應當有足夠的理由和自信正視社會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劉笑盈尖銳地指出：“西方在其發展歷程中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實現轉型，但中國卻不具備同樣的有利條件。西方在其發展方式轉移時已經將最低端的產業鏈條轉移到第三世界，將高技術產業留在國內，把污染和社會成本轉嫁給落后國家。西方不考慮他國利益，指責中國轉向海洋無異于掩耳盜鈴。在現有條件下，中國注重先穩定后發展的邏輯符合其一貫的治理規律，西方借此指責中國獨裁也是不切合中國實際的。整個人類經濟發展史表明，經濟能取得長期穩定發展有兩個前提，一是穩定的政治局面，二是政府是否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目標。實踐表明，中國人自己選擇的發展道路不但實現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經濟增長，還為其他落后國家發展經濟，進而推動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經過革命運動及改革浪潮再教育的中國人大都對中庸哲學有切身體會。在整個采訪過程中，劉笑盈自始至終強調將“平衡”之道運用在中國的公共外交活動中，原因很簡單，正如黑格爾所言，一片光明和一片黑暗是一樣的，什么都看不見。他極力主張，開展公共外交可以有效應對中國威脅論，建立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最大限度地為中國爭取和平穩定的戰略發展機遇期。言為心聲，尋找知識與生活的“平衡點”也似乎注定要成為貫穿他人生與治學歷程的原則。他在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幾個重要人生拐點無不與中國知識結構與社會焦慮的轉變有關，回首過去的日子，劉笑盈感慨地說：“作為一個以小農經濟思維為主要思想基礎的國度尚且能做到海納百川，那些引領工業化浪潮的海洋強國卻缺乏平和包容的文化精神。與國家一樣，終其一生，其實每個人都不斷地在無數個二元極端之間尋找平衡發展的中間點。生活是選擇題，不是判斷題。那些單一排他性的范式都最終會被歷史修正。”
英文原文請見：
http://www.tsdianying02.cn/cndy/2010-09/02/content_11244548.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中國日報記者 李洋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