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8月26日報道：世界著名的語言學家、哲學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一貫以其激進的政治觀點和尖銳的批評為世人所矚目。在北京大學發表了題為“世界秩序勾勒：持續與變化”的演講后，他接受了《中國日報》記者關于全球問題的專訪。
驀然回首，那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已經過去兩年了。在經歷了這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后，全球資本主義會出現什么樣的發展趨勢呢？“很多人都問過我這個問題”，喬姆斯基微笑著回答。“坦率地講，我也沒有答案。”
經濟危機是會過去的。但是當探尋其根源及解決方法的時候，我們應當明白，人類乃至世界的生存正在受到另外兩項更為緊急的威脅：核武器問題以及氣候變化危機。
這位資本主義制度的激烈批判者曾經寫過一篇為世人傳誦的文章：“知識分子的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但是在應對當前的危機上，他也認為單靠知識分子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沒有公眾參與帶來的巨大壓力，化解危機完全不可能。
在整個當代西方經濟史上，喬姆斯基相對比較推崇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時代。由于匯率都被相對固定下來，金融炒作相對較少；在這種體制下，西方經濟平穩地發展了近30年，其間并沒有遇到大的波動。
可惜好景不長。美國政府不顧巨大的公眾壓力，執意進行越南戰爭，結果深陷泥潭。被巨大的軍事機器和國內的消耗徹底拖垮的美國經濟，再也無法滿足全球對黃金和美元的需求。
喬姆斯基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標志著西方經濟體系一個大轉折的開端。他稱這一轉折為“經濟的金融化”。龐大的金融機構貪婪地追逐利潤，開始在經濟中占有越來越大的份額；繁榮中泡沫在不斷衍生。
與此同時，喬姆斯基所稱的“自由市場宗教”也在興起；新自由主義所推崇的市場效率開始不斷地被神圣化。這種對市場經濟盲目的信任席卷了整個西方，在這股潮流中，各國政府紛紛喪失對經濟的掌控能力。
這一轉變的直接后果是，“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建立的經濟調控制度在意識形態壓力下開始被緩慢地瓦解。事實上，這一制度相當成功。”喬姆斯基不無遺憾地說。從此，金融機構對經濟的控制越來越緊密，日復一日地施加著巨大的影響。
在最近的15年間，這一趨勢變得更加嚴重，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大行其道。金融炒家這種掠奪性的行為引發了一個又一個的危機。
作為這一轉變的一部分，制造業從美國向亞洲轉移 -- 先是日本，然后是中國。這在促進亞洲工業化進程、發展亞洲經濟的同時，也給美國帶來了失業等負面影響。金融資本填補了實體經濟留下的空白，從而導致了就業機會大量減少。
剛過去的這場危機并沒有能夠打破一些人意識中根深蒂固的市場神話。舊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入了死胡同，但是當前完全看不到任何后危機時代新經濟的希望。
中國與美國的情況不同；許多人還在貧窮中掙扎，等待著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夠惠及到他們。但是這決不意味著中國應當信奉市場宗教：這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既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滿足給那些等待的求職者，又不能把財富更加公平的分配給需要的人。
喬姆斯基并不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能夠以某種形式重建。畢竟，今天的世界與1945年已經完全不同了。只靠美國和它的西方盟友是不可能建立起一個新的監管體制的。
但是，“至少我們必須給金融公司一定的約束，并抵消諸如市場宗教這樣的破壞性思想的影響。”喬姆斯基說，“我們的行為不能僅僅是為了賺取利潤，而不顧及更大的層面。”
相比于長久威脅的經濟危機，另外兩項危險要緊急的多 -- 如果得不到合適處理的話，它們將會使我們關于經濟的一切爭論毫無意義。其一是核擴散，其二則是氣候變化。
在西方語境中，“核擴散”這一詞組被簡單地等價于“伊朗核問題”。但是喬姆斯基堅持認為，約束核武器是所有國家的責任。他對本報記者重復了北大的“世界秩序”主題演講的一句話：“自1945年以來，我們就一直生活在核武器的陰影中。”
談到氣候變化的問題，喬姆斯基說自己對各國合作迅速解決這一問題不抱有太大希望。隨著海平面的上升，一些島國已經面臨著在幾十年間被淹沒的危險；與此同時，在去年九月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上，“這個（氣候變化）問題被提出來，但什么都沒有做。”
喬姆斯基同時也對當前能做的事情表示懷疑。他指出，只要美國不進行社會改革以改變市場至上的信條，根本就不可能拿出任何有效的解決方案。當然，“別的國家也一樣。”
根據這種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理論的要求，企業的管理者責任在于追求短期利潤并擴大市場份額，而不必考慮除此以外的任何因素，包括對環境的長期和短期影響。
更糟糕的是，沒有人能夠考慮這些因素；這是由缺乏約束的市場本性決定的。“不這樣做（只追求眼前利益和擴大市場份額）的話，你就會出局；自會有人來頂替你。”喬姆斯基說。
這種心態和行為在許多國家造成了巨大的問題；今天這一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全球經濟的持續性，甚至人類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脅。
喬姆斯基把美國稱作是“社交工程”的典型。自20世紀40年代起，大公司、大企業就開始引領國家向著浪費最大化的方向發展。化石燃料被大量消耗，而從來沒有考慮過可能引起的后果。這位82歲的老人回憶起20世紀中期在洛杉磯發生的所謂“美國汽車丑聞”：幾家汽車和石油公司經過共同策劃后，廢棄了這座城市本來很有效率的電車公交體系，而以內燃機車取而代之。
面對當前的危機，我們究竟能看到多少希望？喬姆斯基搖了搖頭。大公司大企業已經緊緊控制了社會資源，“其程度甚至超過了封建時代的國王和皇帝”。巨大的既得利益阻止了任何社會變革與前進的可能。
這位提出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的大師并不認為一小部分前瞻性的知識分子能做成什么。變化只可能來自于公眾的反抗；只有公眾才能施加壓力摧毀市場至上的意識形態。在今天的美國，很大程度上由于經濟危機的影響，人們已經被激怒了。仇恨社會與誠信缺失太嚴重了，以至于這位政治批評家將美國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魏瑪共和國相提并論，認為二者存在著不少相似之處。
在這關鍵的時刻，即使是微小的成效不那么顯著的變革，譬如女權運動，都需要支持，因為“它們都不是自發的”，喬姆斯基說到。談到未來，他也在期待著這場危機后會出現一條新路，“我們將擁有一套與現在不同的制度，至少在現在的基礎上加以改良。”
當然，喬姆斯基也認為變革不可能在一夜間發生，而是需要長期的努力。當談及我們能期待一個什么樣的未來世界時，這位白發老人微笑道：“我也無法預測。” （中國日報顧問 張曉剛 記者 張周項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