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7月1日報道：在最新一任的英國內閣政府那里，我們不可能聽到“全球化”的聲音。即使希臘等國家遭受到了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危機等不利處境，但是沒有國家和英國一樣把全球化視為一種“精神震動”。對于英國而言，從20世紀80年代的撒切爾夫人的保守主義時代開始，一直到1997年之后的托尼·布萊爾、戈登·布朗以及新的工黨政府，全球化都是一個歷史性問題的答案。
這個歷史性問題即帝國的衰落。在二戰晚期，前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有一次著名的講話，他說，英國失去了一個帝國從此就迷失了角色。與新崛起的超級大國美國相比，雖然英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都失去了優勢，但是它還是想成為一個“全球化的英國”，意在表明通過提高生活標準及自由價值的全球化能夠給全世界帶來好處。
無論是保守黨還是工黨都極力推動資本的自由流動以及減少貿易壁壘，他們開放了英國的國內市場、取消了國外投資的限制并且允許外國公司收購英國的企業。吸引全世界的富翁進駐倫敦，計劃讓其取代紐約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同樣地，英國希斯羅機場想要成為全球交通樞紐，而英國廣播公司（BBC）則要成為世界新聞中心。
英國已經不再是世界的統治者，但是它成為了推動整體人類利益的全球化運動的模范。它沒有被全球化的負面因素所影響，例如國內市場的破壞、跨地區、跨國界的移民、貧富差距的擴大等。對應的是，英國成為聯合國救援計劃及全球環保、健康安全主題的堅定支持者。
金融危機改變了這一切。戈登·布朗被譽為是新全球經濟體的構建者之一，他在2009年4月召開的倫敦峰會中也被視為是危機中的救世主。但是這也未能挽救他的政治命運以及工黨在2010年5月的大選。取而代之的是保守黨的新首相大衛·卡梅倫，他承認英國政府的預算赤字已經達到其GDP的12.8%，這是世界主要經濟實體之中最大的赤字。
問題出在哪里？從英國的例子中，中國能夠學到什么東西？要回答第一個問題，我們可以指出，英國沒有區分出兩種全球化的差別，第一種“全球化”是一個過程，各國都在這個過程之中制定政策從而開放邊界，第二種“全球化”是全球性的主題，比如氣候變化和和核安全等，這是每個國家都需要承擔責任的對象。前者意味著功利選擇，而后者則是道德壓力。
沉醉于新的全球化的角色，英國失去了分寸感而倍感混亂。它也將感受到帝國衰落的創傷仍然需要彌合。從英國所經歷的全球化之路中，其他的后帝國國家能夠吸取什么教訓呢？
也許首要的教訓是，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國家的任務或使命，全球化也不可能等同于國家利益。這幾乎適用于所有的強國，甚至包括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它也沒有正確理解“全球化”和“美國化”之間的關系。美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在19世紀就稱美國為“國中之國”（globe of globes）。
幸運的是，由于歷史原因，中國可以避免全球化的國家主義傾向。作為歷史大國，中國從未企圖統治世界。中國所傳承的“中庸哲學”避免極端的立場，從而能夠以客觀的角度來對待全球化：和其他歷史趨勢一樣，全球化是一次社會變遷的過程，在此其中公民享有好處而同樣增進人類的福祉。在未來，中國將會面臨如何界定自身在全球化中的立場之挑戰，而世界也在不斷地期待中國的回應。
英文原文請見：
http://www.tsdianying02.cn/cndy/2010-07/01/content_10043352.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馬丁·阿爾布勞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高級訪問學者及威爾士大學榮譽教授 編譯 胡飛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