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涉案人員在庭審后乘車返回看守所。CFP供圖
12月20日,王珀受審后被法警帶出法庭。CFP供圖
12月20日,成都謝菲聯足球俱樂部前副總經理尤可為出庭。CFP供圖
12月20日,媒體記者在法院外采訪青島海利豐球員代理律師。CFP供圖
在率先出庭受審的張建強離開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16個小時之后,今早8時開進法院的一輛大客車再次成為在寒風中等待的百余位記者的焦點。透過車窗可以看到,總共20名被告人均在法警的看守下靠窗而坐,表情木然地看著窗外。當初在中超、中甲聯賽中風光無限的幾名俱樂部老板王珀、杜允琪、許宏濤如今要等待法律的審判;而那些曾經風光一時的涉案球員,已不再能像身處綠茵場一樣淡定從容了。
漸漸拉開的庭審大幕,讓媒體和公眾看到了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發展中曾經不那么光彩的一個個片段。這次對相關涉案人員的集中審理,或許將成為一堂啟蒙課——體育并非法外之域。
足管中心官員首次坐上被告席
12月19日,足管中心女子部原主任張建強被控受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一案并沒有當庭宣判,控辯雙方對張建強涉案的罪名認定上也還存在一定分歧。但在很多法律專家眼里,作為足管中心公職人員,張建強出現在被告席上所帶來的震撼意義遠遠大于“受賄273萬元”的相關案情本身。有學者指出,這是我國刑事審判中,首次出現足管中心官員坐上被告席的情況。
因此,法院依法對張建強等涉案官員、裁判和俱樂部人員的裁判,極有可能讓中國體育借足壇反腐打開司法通道。
曾經依附于張建強的眾多“黑哨”如今正在丹東受審,而涉案的那些對“黑哨”“又愛又恨”的俱樂部老板、球員也從今天開始陸續進入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這已是中國足球史上司法介入后規模最大的一次公開審判——如果8年前國際級足球裁判龔建平被法院以“受賄罪”判處10年有期徒刑,可以算作司法介入中國足球取得“初步勝利”的話。事實上,正是龔建平一案在審訊初始階段的草率,使得中國足球的“假賭黑貪”愈發泛濫——貪官與“黑哨”借龔建平獨自獲罪而一起脫身。2004年龔建平病逝后,其家屬在追悼會上含淚喊出“我會為你報仇”。那之后,中國足球的惡劣環境也沒有絲毫好轉,“黑哨”、“紅哨”、“金哨”們在綠茵場上的表演更加肆無忌憚。
和具有濃厚“官辦足球”色彩的中國足球相比,一些歐洲足球強國在遇到本國足球的“假賭黑”現象時操作相當簡單——諸多歐洲國家足球徹底職業化,政府體育部門并不負責足球具體事務,因此,當案件審理超出體育法庭仲裁能力的時候,當地警方和檢察院擁有足夠力量對嫌疑人“法辦”。
意大利那不勒斯地方法院日前裁定意大利足球甲級聯賽“電話門”中的16人有罪,盡管意大利足協前副主席馬奇尼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零兩個月,但當地輿論焦點完全集中在尤文圖斯俱樂部前總經理莫吉、拉齊奧俱樂部主席洛蒂托和佛羅倫薩俱樂部主席德拉瓦萊兄弟身上。其中,莫吉五年零四個月的有期徒刑足以表明意大利法律中對“陰謀破壞體育公正”這一罪名的規定并非一紙空文。
職業化發展期待“還政于球”
長期以來,“足管中心”和“中國足協”合二為一,儼然已是“獨立王國”。由此可見,中國足球所謂的“職業化”,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職業”體育行為。一個以“缺乏證據”為由,長期躲避司法監管、盛行“行規大于一切”的聯賽,又如何能稱得起職業二字?
即便在眾多被告人已經承認當年聯賽中數場假球的今天,中國足協對于如何查辦涉假俱樂部仍然沒有給出清晰的回復,這和近鄰韓國足壇打假相比,力度明顯要小了許多。
今年5月,韓國K聯賽球員賄賂他人參與假球,以便在購買足球彩票時賺取巨額利潤。此事引發韓國警方的大規模行動,1個月后,韓國檢方向媒體公布了調查結果;4個月后,韓國法院對60名涉案球員、中間人進行審判,其中37人獲罪。隨后,兩名獲罪的K聯賽球員以及一名K聯賽教練自殺“謝罪”。
彼時,關心中國足球的一些人正為足管中心幾名落馬高官終將受審而歡欣鼓舞。但是,漏網者是否還大有人在,似乎無人能夠給出確切答案。中國足球如此“職業化”,斷然不是1992年“紅山口”明確中國足球踏上職業化改革道路的初衷。
時至今日,中國足球體制改革中最難克服的“管辦分離”再次成為熱門詞語。如今,司法部門對中國足球“假賭黑貪”的清理,讓國家體育總局終于意識到“偽職業化”所潛藏的巨大危害。
今年4月,浙江省體育局原局長陳培德在評論中國足壇反黑事件時,曾公開了他給一位高層的建言信。信中專門提到,“從國家體委機關分離出來的20多個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和相關體育協會一套班子兩塊牌子,辦、管、監三位一體,政、事、企、群四合一的體制是足球及所有運動項目滋生腐敗的溫床”,“必須按中央三令五申的管辦分離,政事、政企分開的原則進行改革。”
這封建言信被公開后,得到了足球圈內外很多人的呼應。
中國體育法學研究會理事、首都體育學院副教授韓勇認為,在中國,足球、籃球等很多體育項目的管理者長期以來是“官、民、商”三位一體的,“多塊牌子、一班人馬,各種角色游離變換,身份難以清晰界定”。
在北京祥倫律師事務所律師趙建軍看來,“還政于球”是中國足球職業化發展的真正解決之道。“要把足球還給真正愛足球、懂足球的人來經營管理。”他說。
法律規則為體育行規刮骨療毒
趙建軍認為,中國的體育活動一直游離在法律之外,“認為體育圈自己的事就得自己來,比較強調體育活動本身的特殊性”,在體育圈里,有自己的江湖。
此前媒體公布的南勇、楊一民、陸俊等犯罪嫌疑人在羈押期間接受采訪時的敘述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這一江湖的存在——在接受了某些俱樂部的請托后,足管中心分管裁判的官員利用老鄉、校友、熟人的交情與當值主裁判打個招呼,后者便心領神會,事后再將俱樂部送來的財物瓜分。
“在體育比賽這個圈子里,很多場次的比賽是相對公平的,但到一些關鍵場次,人情會起到很大的作用。”北京市法學會體育法學與奧林匹克法律事務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央財經大學體育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馬法超說,“有時就會請人‘幫一下’,采取‘花錢買公平’等非法手段。”
他告訴記者,“官員在吩咐裁判時,不會說‘關照’、‘照顧’這樣的話,而是有自己的一套話語體系。比如要偏向主隊,就會說‘要維護穩定’;如果要偏向客隊,就會說‘要公正執法’。”
盡管在有些場次的執法中,從場面上看,裁判的吹罰尺度并沒有特別反常的地方,但一些業務能力突出的裁判就是在自由裁量權的合法外衣下,暗中改變了比賽的走向。
在清華大學法學院體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看來,體育圈的江湖氣本身并不是特別大的問題,但如果這些江湖行規逾越了法律規則的界限,司法機關就不能坐視不管了。
“從足壇掃黑等現象來看,要在體育圈子里完全實行江湖行規的自治是不太現實的。”田思源說,“因此,我們需要借助現有的法律制度來解決在體育領域里發生的一系列法律問題。”
田思源認為,此次中國足壇掃黑的一系列行動,正是用法律規則為體育江湖行規刮骨療毒的一個具體體現。他表示,希望通過相關的判例、司法解釋,推動法律規則在體育江湖中的適用。
行業自律和司法介入同樣重要
在韓勇看來,要想全靠法律規則來解決體育圈里的糾紛和爭議并不現實。
“外在力量終究只是一時之計。”韓勇說,“體育領域內的問題不能完全交給司法。體育界是有自治傳統的,一個行業自我糾錯能力的強弱,決定了該行業發展的前途。”
她告訴記者,在早期,體育和司法像是兩條平行線,兩者互不干預。體育自治的情況非常典型。而隨著全球職業體育和奧林匹克運動的不斷發展,司法和體育開始交叉。
“司法介入體育領域的情形主要有兩種,一是對運動員、裁判員、觀眾等體育活動權利人的保護;二是對體育活動中不當行為的規制。”韓勇說。
但她也表示,就第二種情形來說,尤其是在反貪腐的時候,由于司法機關已經被其他領域的貪腐行為纏身,且體育活動有著較強的專業性,因此,“司法機關沒有太大的動力去插手體育領域”。
“這種情況下,就要更強調體育行業內部的自律。”韓勇說,“就目前的中國體育來說,司法介入跟行業自律一樣重要,同時,法制的完善和道德的自我生長也是一樣重要的。”
今天庭審之后,被告人尤可為的辯護律師在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門前接受了記者采訪,他同樣提到,司法介入和體育界的自我凈化缺一不可。
“從我的當事人和其他幾名被告的情況來看,打假球、花錢買球,很多人在做這些事的時候,認為是潛規則,不認為是犯罪,別人做了我也做,不然就吃虧,可以說是沒有法律意識和法律觀念。”這位律師說,“我今天為被告人辯護,也是希望這次庭審的目的不單單是對某個人進行懲戒,而是希望達到教育的目的,促進中國整個社會法律意識的提升。”
來源:中國青年報(記者 來揚 郭劍 實習生 郝帥) 編輯: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