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日本征用了4萬多中國勞工，他們是被從中國綁架來到日本做勞工的。我們在1987年組成了一個組織，幫助這些勞工以及他們的后代，特別是對于花崗事件做了很多的研究，在花崗原址建立了一個慰靈碑。當時有986個人被強制帶到日本的花崗，其中418個人死在花崗 -- 被殺或是其它原因死亡。現在我們在每年的6月30日邀請這些勞工的后代——第二代，第三代——來花崗舉行紀念活動，在慰靈碑的后面刻上了這些勞工的名字。1945年6月30日中國勞工暴動，所以我們就用這一天來舉行紀念活動。此外，我們還籌備在天津的烈士陵園里樹立一個雕塑，以及介紹中國勞工當時是如何受到虐待的情況。當時使用中國勞工的日本公司是鹿島建設公司。我們曾經起訴鹿島建設，后達成庭外和解，和解的一個部分就是在天津的烈士陵園內建立一個花岡暴動紀念碑，將于今年的8月18日落成。

記者：安倍政府要求日本的歷史教科書要符合日本政府的觀點和態度，他們認為日本的歷史教科書有自虐史觀。您怎么看？

田中：我自認為自己是日本的民族主義者。日本應該反省過去的錯誤，這樣的民族才是一個讓人自豪的民族。我不認可什么自虐的說法。我還有一個計劃，就是讓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和中國強制勞工的后代和日本的民眾進行直接的接觸，向他們說明到底南京大屠殺和中國強制勞工是怎么樣的情況。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前去日本參加花崗事件紀念活動的中國強制勞工后代在當地與普通民眾有直接接觸，建立起了良好的互動關系。花岡所在的大館市原來是一個產銅的地方，現在只有5萬多人，這么一個小城市的市長每年邀請中國強制勞工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后人去當地參加紀念活動，在日本就只有這一個。

記者：一般會邀請多少中國強制勞工的后代？

田中：少則5-6人，多則30多人，每年的人數不同。早在1953年送還了中國勞工的骨灰。

記者：能冒昧地問一下您高壽？

我是生于南京大屠殺那一年。1937年。戰爭結束時正好是小學三年級。

記者：您對戰爭的記憶是什么樣的？您的家人有去參戰的嗎？

田中：我家沒有。那時候只知道（日本）是和美國打過戰，不知道和中國打過仗。當初感覺到的是美國是敵國，（日本）在和美國打仗時失敗了，然后是要學習美國，要成為美國那樣的國家。這是我當時的認識。戰前（我們）沒接觸過英語，但是戰后馬上開始學習英語，用英文寫自己的名字，書包和教室里的課本上都是英文來拼寫我們的名字。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方式來接近美國。當時我們對二戰歷史的認識就是戰爭是從珍珠港事件開始，美國投擲了原子彈結束了戰爭，日本戰敗，今后日本要學習美國成為美國那樣的民主國家。這是我們當時的歷史觀。

（說到這里的時候田中教授掏出了錢包，從里面拿出一張1000日元的紙幣，那張錢上的人物是伊藤博文。他說這張1963年發行的紙幣他一直保存在自己的錢包里。）

這張錢里有一個故事。1963年11月之前日本使用的1000元貨幣上面的人物是圣德太子，那之后改成了伊藤博文的頭像。我在大學畢業后從事的工作是負責管理來日本留學的亞洲學生的宿舍，做了很長時間。當時一位從新加坡來的留學生就問我，“日本人是怎么學習歷史的呢？”他之所以問這個問題，就是因為當時的1000日元的紙幣。伊藤博文被朝鮮人安崇根暗殺了。為什么日本選朝鮮人憎恨的一個政治家的頭像放在日元上呢？那位新加披學生對這個感覺非常不好。當時在日本留學的學生中最多的還是朝鮮人和韓國人，他們要花印有他們非常憎恨的人的頭像的錢。我就想為什么（日本）就不考慮一下他們的感受呢。于是在我對歷史的認識里有了兩條線：一條是珍珠港事件開始了戰爭，美國投擲原子彈結束戰爭，向美國學習；另一條是韓國人憎恨伊藤博文。它們互不相容，給我帶來很大的沖擊。

記者：安崇根和伊藤博文雖然是歷史人物，但是依然影響到日本與中國及韓國的關系。

田中：在哈爾濱修建了安崇根紀念館。日本官方稱安崇根是恐怖分子，而日本人不知道有關安崇根的歷史，因此（對他）有片面的看法。那位新加坡留學生給我提出的問題一直存留在我的心里，揮之不去。

諸如此類的事情讓我思考應該如何看待歷史、跟人真切地交往的歷史才是更真實的歷史。這個給我帶來的沖擊很強烈。

參加紀念花崗事件死難勞工活動的一個中國人當時說他有一個疑問，他請我去問日本的民眾：“中國人做了什么事情在日本遭遇了如此的虐待？在日本投擲了炸彈了？還是在日本進行了屠殺了？”他想問問日本普通民眾對此是怎么看的。我聽到這個話突然發現一個問題: 我經歷了戰爭后期的災害，但是我沒有見到過戰爭人員拿著武器進入家庭；我經歷過轟炸，但是沒有經歷過像中國勞工那樣被強制帶到日本；或者是某天早上醒來突然看到有一個日本兵拿著刺刀站在面前。我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沖繩在戰爭后期經歷了很大的戰斗和遭到了很大的破壞。但是除沖繩外，日本（在戰爭期間）沒有被外國軍隊占領過。中國人和日本人都知道對方國家在戰爭中遭受了很大的災害，但是對戰爭的體驗和記憶是完全不同的。

記者：因為這種對戰爭的不同的體驗和記憶，所以會有歷史認識上的巨大差別。

田中：對。我致力于用具體的事例來還原歷史，讓日本人看到真實的歷史。日本人和亞洲其它國家的人在歷史觀上有差別。

記者：在日本對于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的紀念活動讓人感覺日本認為自己是受害國而不是對亞洲其它國家的加害國。您怎么看？

田中：大部分的日本人還是以受害者的眼光來看待過去的那場戰爭。和我同一代的那些人和我以前的歷史觀差不多，認為戰爭是和美國進行的戰爭。這樣的歷史認識還是主流。如果那時我沒有接觸那些來自亞洲其它國家的留學生，我也會有同樣的歷史認識。

記者：那么日本應該怎樣縮小在歷史認識上與亞洲其它國家的差距，不讓歷史問題影響日本與他們的關系？現在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嚴重影響到了日本的外交。

田中：歷史問題是個嚴重的問題，不僅僅影響了（日本）與亞洲國家的關系。去年美國國務卿和防長在東京與日本舉行了2＋2會談，當時兩位美國官員去了千鳥淵無名烈士墓，我認為這表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正因為安倍沒有認識到這個明確的信息，他去參拜靖國神社。過去大家都認為日本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只是中國和韓國不滿，但是現在美國和歐洲都對此加以批判。他們的態度說明了對歷史的一個共同的認識。二戰期間美國把很多日裔僑民關到集中營里。1983年美國國會的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對此做出結論，最后對當時的每個人發放了20，000美元的補償，還有一封總統簽發的道歉信。而日本對二戰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這是日本需要努力的方向。日本過去的同盟國德國總理布蘭特在1970年在波蘭的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成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歷史事件。如何看待歷史，對待歷史，歐洲國家做了很多反省。而日本總是有一個受害者的意識，因為它是世界上唯一被投擲了兩顆原子彈的國家，由此而有了受害意識。但是單有這個受害意識是不夠的，應該有一個全面的歷史認識。

日本會有一個錯誤的歷史認識的背景是強調美蘇冷戰，這樣對歷史的認識有一個扭曲。例如，戰爭結束一般有一個和約。但是《舊金山和約》上沒有中國和韓國代表的簽字，這樣的話對于戰爭就沒有做一個清晰的了結。《舊金山和約》是1951年9月生效的，1952年7月日本結束了被占領狀態，這期間正好是朝鮮戰爭進行得最激烈的時候。可以說在朝鮮戰爭這個大背景下，日本沒有對二戰進行明確處理就草草了結了。戰爭結束后亞洲對戰爭的處理主要是沿著美國劃的一條線–朝鮮戰爭、臺灣問題、1972年尼克松訪華和中美建交，而對于戰爭處理，（中日）就沒有對歷史觀進行接觸，歷史問題就這樣被處理掉了，從而給現在留下了一個很大的隱患。冷戰結束已經有20多年了，現在日本對于歷史認識的曖昧態度不能再持續下去了。安倍政權總是有一種冷戰意識，有一種冷戰期間對歷史的看法。

我一直很關注美國在哪樣一個階段以一個什么樣的方式來介入日本的歷史問題。因為日本比較聽美國的話，日本在美國介入的情況下可能會做一個方向性的轉變。這是我一直期待的。然而美國一直沒有做一些動作。但是在日美外長2＋2會談后美國官員去千鳥淵無名烈士墓以及在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后表示不滿，這樣美國把它的意見擺在桌面上了，我對這個變化非常關注。

記者：安倍說起過要發表一個新的向前看的講話。您認為他會這么做嗎？

田中：安倍的歷史認識非常曖昧，所以他不可能發表一個真正面向21世紀的講話。

記者：還有一件非常大的歷史事件–中國稱為甲午戰爭，日本稱為日清戰爭–在今年恰逢120周年。對于這個戰爭中日的看法又是完全不同的。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田中：去年《開羅宣言》70周年，中國媒體和網絡對此進行了大量的報道，而包括我在內的日本人卻（對此）沒有什么概念。可見在這個問題上兩國之間有一個溫度差。這是在歷史問題上的一個現象。1945年戰爭結束，對此日本人都沒有疑問，而對于戰爭是什么時候爆發的在日本是有不同的認識。日本對二戰有一種說法，稱之為15年戰爭，即從9-18事變開始。但是在9-18之前臺灣和朝鮮就已經被日本吞并了。《波茨坦公告》要求履行《開羅宣言》，因此可以說《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一體的。《開羅宣言》要求日本歸還攫取的臺灣和其它領土，朝鮮要從殖民的統治下解放。從這個角度來說1945年8月結束的戰爭要追溯到中日甲午戰爭，這樣才有《開羅宣言》這樣的一個結論。從年數來說就不是15年戰爭而是50年戰爭。有媒體報道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時周恩來總理指出，從1894年日本開始長達半個世紀的軍國主義造成很大的災難。我也是這么認為的。日清戰爭從1894年爆發到現在120周年了。為什么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呢？從剛才我們的討論就可以看到，它是日中50年戰爭的一個起點。

（來源：中國日報社駐東京記者站　蔡虹 編輯：小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