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埃及軍方在48小時最后通牒到期后，祭出最強硬一手：宣布總統穆爾西下臺，并公布軍方設置的“政治路線圖”。埃及再次站到十字路口。

兩年前穆巴拉克倒臺宣布了舊時代結束，一年前穆爾西勝選標志著一個新時代來臨。但這次軍方強行將穆爾西趕下臺，又使埃及政治轉型回到起點。這種“翻烙餅式”的政治轉型，不僅使本就風雨飄搖的埃及政局更加撲朔迷離，也給如火如荼的“阿拉伯之春”當頭澆了一瓢涼水。

埃及的遭遇并非個案，而是諸多發展中國家民主轉型的縮影。它如同一本鮮活的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很多樸素而簡單的常識性真理。

首先，政治變革是國之大事，直接關系國家興衰和根基穩固，不能“隨大流”，更不能“瞎折騰”。民主不是萬能靈藥。尤其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實現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國家安全等重大任務，遠比“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重要得多。從西方國家經驗來看，其政治變革大體經歷了經濟發展——民族認同和社會公平——最后才是政治民主化進程。如果顛倒主次，錯誤地將民主化視為紓緩困境的萬能靈藥，只會南轅北轍，將問題搞得更加復雜。

尤其對埃及來說，當初民眾起身造反，主要原因是前政權沒有很好地解決民生問題。而民生艱難的根源，又是前政府矢志推行新自由主義和全面私有化，由此導致國內貧富分化加劇，在國際產業鏈中處于下游地位。因此，要真正解決和改善民生，必須變革不合理的社會生產關系，打擊不事生產的特權階級。而完成這些任務，又需要強人統治和高度集權。而實行憲政民主，前提就是默認現行政治經濟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當前埃及政治改革優先的轉型路徑，反而掩蓋了埃及存在的真正難題和解決路徑，使該國進行深度變革變得更加困難。換言之，急于民主化，反而使埃及革命變成了“夾生飯”，乃至最終遭遇民眾再次反抗政府，爆發“二次革命”的情況。

第二，是否有利于國家強大，是衡量政治制度優劣的關鍵標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政治改革應遵循兩大標準：一是政權和政策是否能體現、代表多數人民意志；二是是否有利于增強政府效能和執行能力。兩大標準缺一不可。沒有代表性的政治更替，會出現將民主視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封建民主”、“寡頭民主”乃至“君主共和制”；而沒有有效性的政治更替，就會像戰后伊拉克以及當前的埃及那樣，空有建設國家的綱領和目標，卻因國內權力紛爭使政府運行不斷空轉，制定的政策目標根本沒有能力貫徹實施。

一般來說，實現良性民主需要滿足若干先決條件，如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成熟的政黨制度、龐大的中產階級、具有底線共識的政治文化等等。否則即使實現了民主轉型，最終也很難鞏固、延續。西方當初確立憲制，花費了幾代人甚至幾個世紀的時間。在不具備充分條件情況下，埃及過早推行民主化，結果導致具有宗教背景的穆兄會上臺，世俗力量不是“愿賭服輸”，而是不斷掣肘、反對，導致該國政治極化加劇，社會碎片化。正是這種“窮折騰”和“壞民主”，使埃及政局更加動蕩、國家更加孱弱。民眾非但沒有享受到政治參與擴大的任何好處，反而犧牲了原來威權政體時代下政治穩定的好處。在僵局難解的情況下，軍人干政這種明顯有違現代政治的現象，倒有可能成為拯救埃及的救命稻草。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但愿“二次革命”后的埃及把握方向，一路走好。

（來源: 人民日報海外版 編輯：小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