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huán)球在線消息：3月中旬，西藏拉薩發(fā)生“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但一些西方媒體卻對此進行大量失實的報道。這些報道引發(fā)中國境內外眾多網民的抗議，一些網民甚至自發(fā)建立起專門網站，一一揭露西方媒體報道中歪曲事實的部分。
國內研究媒介傳播的學者對此表示，很多西方媒體一貫依據其固有的價值觀和利益選擇來認知、判斷世界，在此基礎上設置報道“議程”?！坝绕湓趪H報道中，普通受眾很少能覺察到媒體的這種取舍，大多數人會按照主流媒體設置的議程和選擇的信息來解讀外部世界?！北本┐髮W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程曼麗教授告訴《瞭望》新聞周刊。
千里之外，則有俄羅斯學者撰文反思：這次西方媒體對拉薩暴力事件的失實報道被中國網民揭露出來，而此前又有多少失實報道蒙混過關，從而誤導了輿論？
近年來，圍繞美國“含鉛玩具”、日本“毒餃子”等事件，西方某些主流媒體對中國產品、食品安全問題曾有過大量不客觀的報道。所謂“中國間諜”、“中國掠奪能源”以及達爾富爾與北京奧運等議題，也在西方輿論中大規(guī)模發(fā)酵。中國的國家形象被不同程度地扭曲。
一些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對此表示擔憂，他們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西方一些媒體、社會組織扭曲中國形象的大規(guī)模報道，為“軟遏制”中國提供了充足的空間?！半m然不能簡單地以媒體報道推斷西方國家的對華戰(zhàn)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戰(zhàn)略研究中心主任高祖貴說，“但不可否認，西方世界中對中國進行‘軟遏制’或者‘軟制約’的呼聲在上升?！?/p>
服務某種利益的“客觀報道”
在此次對拉薩“3·14”事件的報道中，一些西方媒體隨意裁剪照片，甚至冒用新聞圖片的行為，被新聞工作者評為“有違新聞職業(yè)道德”。3月28日，在中國記協主辦的一場座談會上，中國社科院新聞所所長尹韻公說，西方媒體號稱客觀報道，但“面對同一事實，怎樣切入角度、怎樣剪裁事實、怎樣編輯細節(jié)，西方媒體的報道，無不滲透了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話語傾向”。
程曼麗教授從傳播技巧的角度分析：一些西方媒體在拉薩事件報道中給圖片配假說明，或者把發(fā)生在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事件圖片放在報道西藏的文章旁邊，造成某種錯覺，或者故意弱化圖片說明等等，是在為西藏問題設置報道議程，并以此議程誤導更多的媒體和受眾。
她解釋說，媒體可以通過議程設置來決定哪些事件是重要的，哪些是次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以此營造出一個虛擬環(huán)境。雖然這個虛擬環(huán)境并不真實，但卻會對人們的觀念、行為及決策產生實際的影響。
“幾十年來，西藏發(fā)生的事情一直是西方媒體對中國報道議程設置的關鍵詞。他們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認知與判斷，然后根據自己已有的判斷去報道。在此次拉薩事件上也是如此?！背搪愓f。
由于西方媒體擁有廣泛的傳播網絡和大量信息資源，其設置的議程影響力巨大。據學者統(tǒng)計，全世界90%以上的信息是從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所傳播出來的，70%以上由西方國家的跨國媒介公司傳播。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的媒體只能作為中轉站，對發(fā)達國家傳播出來的信息作二次傳播?；ヂ摼W也不例外。
中國的國家形象正是在這種議程設置下被扭曲。學者研究表明，近十幾年來，西方主流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對中國報道的主基調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喻國明認為，按照新聞研究的角度來說，西方媒體歪曲性的報道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由于無知或缺少了解所造成的混淆，另一類則是有意地移花接木、指鹿為馬。如果是有意為之，那一定是跟某種政治意圖，或者說某種背后更深刻的國家利益聯系在一起。
程曼麗認為，國際報道中，任何國家都為自己設置正面的形象。以伊拉克戰(zhàn)爭為例，美國主流媒體在開戰(zhàn)前大造輿論，為本國占據了道德制高點。此外，美國為自己發(fā)動的歷次戰(zhàn)爭都賦予非常正面的名稱，如把入侵巴拿馬稱作“正義事業(yè)行動”，把入侵海地稱作“支持民主行動”等等。
她指出，目前國際傳播領域中的信息流動呈現出“中心—邊緣”的特點，即由發(fā)達國家向發(fā)展中國家流動，由國際大媒體向一般性媒體流動，反向流動的情況很少發(fā)生。這就使得西方媒體有關中國的議程設置始終處于主導地位，進而影響到受眾的觀念和決策支持度。
呈現對中國“軟遏制”趨向
如果把一些西方媒體在政治領域對拉薩事件的報道，與此前在經濟領域對美國“含鉛玩具”、日本“毒餃子”，以及達爾富爾等問題的報道聯系起來，不難看出，西方媒體在連續(xù)制造輿論以影響中國的國際發(fā)展環(huán)境。
據《瞭望》新聞周刊了解，有關部門對這類“軟遏制”的表現方式十分關注。相關負責人指出，對華搞“軟遏制”，是要“損害你的形象，破壞你的外部環(huán)境，延緩你的發(fā)展”，提出要警惕和打破針對中國的“軟遏制”。
學者分析“軟遏制”的某些特點包括：在承認中國的崛起與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中，在所謂的對話與溝通中，在意識形態(tài)上進行打壓。通過意識形態(tài)、經濟社會話題的打壓影響各國乃至中國的政策，逼迫中國讓步。其中通過意識形態(tài)的打壓，尤其需要通過媒體和輿論來實現。
出任過國新辦主任的趙啟正在評析國際輿論時提出，輿論的起源是事件，而事件往往由政治精英引起，由名記者和名評論員完成描述，最后變成輿論才與受眾見面。在美國，能影響美國政策的精英只有幾種人：議員、總統(tǒng)、大報總編，一流大學的教授。這些人對美國的政策有影響，有發(fā)言權，其他人說了沒用。
也就是說，西方社會精英通過輿論議程設置在左右國際政治、經濟的議程與政策設置。有學者以媒體“造勢”的概念來描述這個過程，即某些所謂的“社會問題”并非都是客觀真實的存在，它往往經過媒體的挖掘、整理、傳播后始為人知。對于造勢的媒體而言，某些問題是否真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賦予它們特定的社會意義，并將其引入公共領域，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和討論，經過“共同定義的過程”，從而達成一種全社會的“共識動員”。
深圳大學傳播系教授林曉光此前在研究日本對華輿論的文章中，指出存在“社會議題的管理”。根據議題流程的描述，完成某個議題的周期大致要經過下述幾個階段：首先是潛伏期，即社會問題原本或許存在但尚未引起社會的關注，亦無人意識到其重要性；其次是進入準備期，即議題率先由另類輔助媒體推出，并迅速引起主流建制媒體的注意，由于主流建制媒體的介入，誘發(fā)了一般大眾的高度興趣，開始產生“議題溢散”效應；這時便進入上升期，促使主流建制媒體更為密集頻繁地進行傳播報道，從而促使政治機構回應議題；最終進入高潮期，此時原本彌漫在社會中的社會思潮開始凝聚成一種有明確價值訴求的主流社會輿論，并構成一種強大的壓力，迫使政府或政黨組織調整政治決策，將其付諸政治行動。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關注拉薩事件或者其他中國議題的西方人群，可分為四類：第一類關注新聞事件本身，自己不具有特定的觀點。第二類是有自身原則和政治熱情的理想主義者。這兩類人群都關心中國，但不夠了解中國。第三類是追求新聞效應的媒體、人權團體等相關利益方，丑化中國形象可能帶給他們直接利益。第四類則是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所謂精英分子或戰(zhàn)略家，積極參與對輿論的引導。
金燦榮同時也指出，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批評性報道增多，并不就等同于西方國家政府轉變對華戰(zhàn)略。以美國為例，其政府對華戰(zhàn)略的主導仍是以接觸為主。但是，“如果西方的戰(zhàn)略家們挑選奧運這個點來對中國施壓，實際效果看來要適得其反了?！苯馉N榮說。
打破國際輿論壟斷增強“中國聲音”
西方媒體的不實報道引起中國人的強烈不滿。對此，有國際媒體分析，“以根深蒂固的傲慢態(tài)度對待其他宗教、其他種族和其他文明，這是世界局勢不得安寧的最大導因之一，也是西方國家在世界某些地方遭到憎恨的主要根源?！?/p>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社論文章指出：最近兩年，法英等國都曾發(fā)生不同規(guī)模的騷亂，兩國采取鎮(zhèn)暴行動時，西方主流媒體認為是無可爭議的合法行為；當中國在拉薩采取措施時，西方人指責為侵犯人權和壓制宗教。
這種價值觀上的“雙重標準”普遍存在。金燦榮認為，西方國家能夠隨意對中國使用雙重標準，還在于中國的軟實力偏弱。他指出，軟實力包括核心價值、社會文化影響力、商業(yè)文化影響力、內外政策有效性等內涵。近年來中國軟實力有所增強，例如政府加大對文化產品自主創(chuàng)新的扶持力度，文化產品出口增多；借鑒英、法、德、西等國家語言推廣機構的經驗，從2004年開始支持設立孔子學院，等等。但是從總體來說，我國的軟實力與西方國家相比差距仍較大，“中國聲音”還不夠響亮。
一些專家認為，相對于西方的價值觀和利益體系，中國有必要強化自己的聲音，擴大自身的選擇空間。
2008年1月，中科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上，提出了中國國際現代化的“和平鴿”戰(zhàn)略設想，對此，有專家指出，中國可以提出“和平鴿戰(zhàn)略”，但西方國家是否會讓這只“鴿子”飛起來？
按照西方規(guī)則起舞是不可能得到平等地位的。中國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員曾昭耀分析歷史教訓時指出，“對美國，拉美國家曾千方百計想靠近它甚至依附它，但是拉美現代化開始最早的那一批國家，到現在還是沒能擺脫發(fā)展中國家的地位。”
提高軟實力，降低中國被“軟遏制”的風險，中國首先要有力量讓世界各國客觀準確地了解中國。由國新辦主任轉任文化部長的蔡武就公開表示，目前境外媒體對中國情況的報道，正面的或者完全客觀準確的報道占的比重還比較小。
喻國明認為，西方媒介這種偏見式的報道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國際舞臺上只有一種聲音，只有一元化的聲音。如果我們可以利用現代的數字化技術，利用我們現在的傳播手段和公民外交等多種渠道，我們就可以形成一種對于這種單極化話語霸權的壟斷的一種打破。
程曼麗說，要讓世界客觀準確地了解中國，必須突破西方媒體的議程設置，到更廣闊的平臺上發(fā)出中國的聲音。“一言以蔽之：參與到國際輿論的議程設置中?！?/p>
她認為，首先應掌握國際輿論的主動權，要引導輿論，擺脫任由人評說的被動地位。這里面，一要有國家實力的支持，二要有主動傳播的意識。
其次，要借助國際化媒體，進行反向的二次傳播。目前情況下，讓西方媒體轉載中國對外傳播的信息，要在語言符號和表達方式上對外接軌。
再次，追蹤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焦點問題，參與到世界話語體系中，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話語主導。
同時，對國家形象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系統(tǒng)梳理與提煉，以期收獲累積的功效。
程曼麗提醒，海外華人是重要的受眾群體，他們對中國國家形象的認同，也有助于形成對外傳播的合力，將中國的良好形象與內涵傳播出去。（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