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強力勢力和萬能之主：關于美國、上帝和世界事務的反思》（The Mighty and the Almighty : Reflections on
America, God, and World Affairs）瑪德琳·奧爾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著，哈波柯林斯公司（HarperCollins）2006年5月2日出版，精裝本352頁，定價25.95美元。
奧爾布萊特的這本書對某些人而言簡直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背叛”：作為一名民主黨大腕級人物——奧爾布萊特是克林頓時期的國務卿——她竟然棄自由主義原則和傳統不顧，在書里大談宗教與政治的關系不但是不可分割的，而且處理得好的話還能成為一支促進世界正義與和平的力量！
《華盛頓郵報》一篇由法學家諾亞·費德曼（Noah
Feldman）撰寫的書評這樣寫道：克林頓在為本書作的序言中感嘆，奧爾布萊特“罔顧朋友們的建議”而寫下此書；這里所謂的“朋友們”到底是哪些人，克林頓并未具體指出，但其包括了克林頓時代奧爾布萊特的那些同僚——甚至還包括克氏本人——則是不言而喻的。費德曼認為，克林頓們的尷尬是因為奧爾布萊特此書中最主要的論點：美國的外交決策者們總是竭力去忽略宗教因素，這是美國外交政策失效、不再具有切膚之痛（irrelevancy）乃至失敗的重要原因。
奧爾布萊特在其新著中提出，宗教無論是在一國之內，抑或是在國際事務中都是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好的話能有利于全球的民主事業，壞的話則會給世界帶來巨大的破壞。前者的例子是教皇保羅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81年對波蘭的訪問；后者的例子則是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組織。尤其是在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當世界似乎已經陷入了亨廷頓冷戰后所預言的令人絕望的“文明沖突”時代，宗教的巨大作用就更加明顯了。
奧爾布萊特認為，這種態勢決定了新一代的外交決策者必須學會如何去面對伊斯蘭圣戰恐怖主義，學會如何去處理其帶來的威脅。遺憾的是，美國的決策者們卻傲慢地故意去忽視宗教的力量——奧爾布萊特在其書里指出，克林頓政府不但在公共場合，甚至在私下里、在心底里都堅持認為，諸如巴爾干危機、巴以沖突以及基地組織于1998年對美國在東非兩處使館的襲擊等事件，皆與宗教無關！
那么，既然連那些事件參與者本人都表示，他們的行為是出于宗教之結果，美國的決策者們又何以仍然頑固——甚至有些自欺欺人地——對此拒不承認呢？除了民主黨自由派根深蒂固的“政教分離”教條的影響外，奧爾布萊特認為，其中的原因還在于“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留下的影響。“現實主義”外交政策認為，國家行為是理性的，是可預測的，因為它們總是以實現本國的利益為根本目標的。正是這種學說，總是教導外交人員不用去注意宗教的花言巧語，不用去注意宗教的蠱惑人心，不用去注意宗教狂熱和宗教憤恨的破壞。結果就是，造成一代又一代的美國外交人員從心底就排斥宗教在政治中哪怕是一丁點兒的痕跡。
奧爾布萊特語重聲長地指出，須知一個國家，哪怕是一個獨裁國家——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都會為了國家的利益而理性出牌，而恐怖分子、游擊隊和自由戰士這樣的憑著宗教信仰行事的人，是不會在乎他國或本國利益的，他們追求的是狂熱的理想主義，是對整個世界的改造。與改造世界這樣的偉大理想相比，一人或一國之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構成當前世界正義與和平最大的威脅正來自于這些非國家的行為體，不了解這一點，而以適用于國家之間的“現實主義”去應對恐怖主義，豈非牛頭不對馬嘴？基于此，奧爾布萊特在書里呼吁，“現實主義”必須修正其哲學思想，改變其對宗教的冷漠態度，要不遺余力地去了解宗教在個人和國家行為中的作用。
也因為此，奧爾布萊特支持布什政府的阿富汗戰爭，支持布什的反恐和推廣民主努力——但并非移植民主。不過，對布什的以武力為主要實施手段和倚重單邊主義的主張，奧爾布萊特卻表示反對，故而她對伊拉克戰爭是持批評態度的。她甚至認為伊拉克戰爭將是美國外交史上最大的災難——考慮到中東的戰略地位，其危害將超過越南戰爭。
奧爾布萊特認為，要有效進行反恐和民主推廣，固然應該摒棄以往那種忽視宗教的傲慢，但同樣也不能自以為是，認為只有自己才是正確的、正義的，為此甚至用武力去推翻和改變他國。在奧爾布萊特看來，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抱著真誠的態度去了解宗教，尤其是伊斯蘭世界的文化和信仰，在手段上則盡可能地去團結最大多數的國家，在現有國際機制，尤其是聯合國框架內去展開行動，這樣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不僅僅是世界事務，奧爾布萊特在書里指出，在美國國內，宗教也正開始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她指出，當前的形勢是，在國際領域出現了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分裂，而在美國國內，則出現了世俗自由派和宗教右派的分野。因此，奧爾布萊特同樣呼吁民主黨和自由派加大對國內宗教的關注，因為不這樣做，就是不愿意面對現實－－后9?11時代嚴峻的現實，從而很難成為一個真正代表美國主流的政黨。由于奧爾布萊特本人認為宗教是可以在國際正義和和平事業上發揮重大作用的，因此她竭力想尋求與當前在美國勢力非常強大的福音派（evangelicals）達成在人權等領域的共識－－奧爾布萊特是一名積極的人權事業工作者。
奧爾布萊特之所以能夠和別的民主黨人不一樣，不顧自由主義原則和傳統，“罔顧朋友們的建議”，去探討宗教和政策之關系，并主張讓宗教在政治上發揮作用－－費德曼在其書評里稱之為一項“勇敢”的行為－－或許要歸根于奧爾布萊特特別的出身和經歷。和別的大多出身于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等所謂“藍色美國”的精英不同，奧爾布萊特童年時代一家人即作為捷克猶太難民四處逃亡，先是躲避希特勒，后是躲避斯大林的迫害，最后輾轉來到美國定居，那一年奧爾布萊特11歲。她的父親原來是捷克一名頗有影響的學者和政治家，曾任捷克駐南斯拉夫大使，但后來因為不滿捷克被共產黨接管而放棄一切，成為美國的政治難民。奧爾布萊特父親后來在丹佛市的一個大學里謀到一份教職，但是從此家庭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難民的經歷使得奧爾布萊特成長為一名人權和女權的熱情鼓吹者－－這一信念和激情在她此后的私人及政治生活中始終堅持不逾（奧爾布萊特的詳細經歷，請參閱2003年10月1日《華盛頓觀察》周刊關于《國務卿女士：一部回憶錄》一書的介紹）。
（劉見林，《華盛頓觀察》周刊第23期 2006/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