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社會對于大學考試的社會關心極高。但是這一直主要是針對于考試帶來的“危害”，而對其是在怎樣的社會基礎上成立的，并具有怎樣的機能，客觀性的研究并沒有持續地進展著。在這種背景下，以此日中比較研究為契機，在此想對升學考試與經濟發展及教育的關系進行重新思考。首先對教育與經濟發展的一般關系，及其中的考試的地位進行理論上的整理，之后分析戰后在日本升學考試時教育或社會體系的效率性給與的影響，并從維持社會公正性的現，點思考其發揮的作月，進而論及這樣的考試體系的狀態所具有的內在矛盾及其崩潰的過程。
一、教育與經濟發展
（一）教育與經濟發展兩個側面
一方為教育，另一方是經濟發展，不必說兩者之間有密切的相關關系。在世界各國的GNP與教育的普及狀況之間的很高的相關系數被算出。并且日本隨著經濟發展中等或高等教育的就學率一直在大幅度擴大。在這樣的密切的相關關系的背后，作為因果關系來看，首先確認其具有的兩個側面，對此以圖1進行簡單地圖示。
也就是說一方面，教育給與人類以“人的資本”，即各種形態的知識、技能，它的積累，與物質的資本一起成為經濟發展的原動力。另一方面，作為經濟發展的結果所產生的國民經濟的擴大，帶來家庭收入的擴大，這提高了升學欲望。其結果，對教育機會的需求擴大。同時國民經濟的成長使政府財政規模擴大，由于對教育的公共財政支出的擴大，使公立學校的規模增大。并且對教育機會的需要導致私立學校的擴大。兩者導致教育機會的供給。經濟發展由于這兩個因果關系同時地發揮作用，因而可以認為就產生了兩者間的密切的關系。
（二）戰后日本的經濟發展與高等教育
這種關系，不必說在明治以來的日本的發展中可以看到。特別是戰后一方面在日本經濟實現了顯著的經濟發展的同時，另一方面高中升學率，隨后高等教育升學率飛躍地擴大了。在這一過程中，經濟發展與教育擴大之間理所當然具有以上所述的兩個側面。
一方面，日本經濟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了急速地成長。作為這樣的成長的原動力的是以向海外輸出為目的，機械產業為中心的制造業，成為其基礎的是重化學工業。這些領域的急速的成長不可缺少的是，高中及大學教育畢業的技術類人才。但是這樣的制造業的擴大不僅限于此，隨之金融、商業等流通部門，進而擴大了服務等產業部門。在這些領域，對高中及高等教育畢業的勞動力的需要也大幅度地擴大了。在六十年代初特別擔心技術類人才的不足，但結果這樣的人才被充分地提供，沒有產生成為成長的瓶頸的現象。
另一方面，從五十年代未開始，作為經濟成長的結果，家庭收入上升，對高中或高等教育的升學欲望大幅度擴大。并且戰后的日本，由于戰爭的混亂資產差距顯著減少，這受到戰后民主化思潮的支持，高學歷不是為一部分社會階級所獨占，而是對社會全體成員，成為可以現實考慮的選擇的對象。在這樣的狀況中，對高中、高等教育的升學欲望大幅度擴大了。另一方面公立高中，國立大學的擴大雖有限，私立高中，私立大學增加了學生容納數，并且由于新的私立高中，私立大學的創立，高中、高等教育的容納力擴大了。這樣大學升學率就擴大了。
但是首先應注意到這樣的機制在戰后的日本決不是沒有矛盾的這一點。特別重要的是在社會資源、資金的積累不充分之時，這樣的變化一起發生是不可避免的。換言之，即使升大學的欲望上升了，由于經濟成長還處于較低的階段，家庭生計的負擔能力也未必大，政府對高等教育能支出的資金也是有限的。因而就發生了對教育機會的需要的擴大，供給一側經常追趕不上的狀況。在此發生的矛盾，可以說就產生出了日本高等教育的一個構造性特征。從國際上看，等在歐洲、美國，由于高等教育的擴大是比較緩慢地進展的，這沒有成為很大的問題，與之相對在日本成了深刻的問題。
（三）大學考試與經濟發展－兩個側面－
其中，大學考試就承擔起了巨大的社會作用。這可以分為兩個側面來考慮。
第一，是與圖1的人的資源的積累相對應的。即在成長期的日本的課題是，盡管在較低的生產水準中分配于投資的資源不充分，也要急速地積累充足的人的資源，達成經濟發展，要克服這樣的二律背反的問題。因此對于教育體制，社會體制整體，最為追求的是資源分配的效率性。與之相應，大學考試開始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暫將其稱之為“效率性”的側面。
第二，是與教育機會的需要與供給相對應的。在急速的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在更為近代性的，更具高生產性的經濟部門或企業中得到職位的機會怎樣來分配成為極為重要的問題。這一分配如不用公正的規則來進行，就會失去政治的安定性，其結果是顛覆經濟發展的基礎本身。由于學歷與社會地位之間有一定的對應關系，教育機會的分配本身，在社會性機會的分配上具有很大的意義，教育機會分配的公正是極為重要的。學歷，在這方面負有重要的社會作用。姑且將其稱之為“公正性”的側面
這兩個側面，不是相互獨立的。因此要理解日本經濟成長中大學考試的作用，同時分析這兩者是不可缺少的。以下，就這兩個側面，整理戰后日本的經驗。
二、考試與效率性
大學考試，從“效率”的觀點被論及并不多。但從這樣的視點看，考試一直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就可以被理解。在這里議論限定于大學考試，其對高等教育，初等中等教育，及社會體系全體具有怎樣的意義，對此進行思考。
（一）大學教育的效率性與考試
入學考試的基本的機能可以認為是，選拔適合于一定教育機關的教育內容的個人。從經濟的視點看，作如下的解釋。
學校要使學生掌握一定的知識、技能。換言之，學生內化了的知識、技能可以說是學校的生產物。其生產量，決定于對學校這一生產組織的投入，即教師的教授，或學校的設施。但是不僅如此，作為學校的生產物的知識、技能，也受作為教育素材的學生自身素質的左右。對于適合于這一學校的教育目的及教育內容的學生，學生內化的知識、技能就高，反之對不適應的學生就低。因此，對于這個學校適應的學生的比例越多，這個學校的生產量就高，即生產性就高。入學考試，選拔適合于這一學校的能力越高，這一學校的生產性就越高。在此意義上，大學考試，一般可以看作是使各個學校的效率性提高的手段。這也可以說是入學考試本來應具有的機能。
但是這樣的入學考試的機能，在上述的戰后日本的高等教育所處的狀況下，帶有了特殊的性格。即一方面是有限的資源，另一方面是高漲的升學需要，這兩個相反的要因之間，政府采取了對高等教育集中投入公共資金的政策。具體講，政府支出是在國立大學里投下了，國立大學的學生數，特別偏于理工類系，并且國立大學的理工系的學生數漸漸增加。并且國立大學的學費，六十年代被置于低額。這樣的國立大學的理工學科對高中生來說就成了極具魅力的升學去處。而且在這里的入學考試，擔負著選拔具有適應性的學生的作用。由于對于特定的大學、專門領域的有選擇的、集中性的政府投資，與具有適應性的學生，這兩個要素特別是被集中于國立大學的理工科，以因而高效率地培養了擔負日本的工業化的核心的人才。
（二）教育體系的效率性
上述的過程，對包括高中，初中及小學的教育體系全體也給與巨大影響。
一般，作為“考試”的一個重要機能的是，測定教育的效果，與教育的檢討相關聯，與教育方法的效率化相聯系。在大學被高度序列化的狀況中，并且大學入學，如果具有與高中教育密切地關系著的內容，大學入學考試的合格率，對于高中教育也就被視為表示其效果的指標。高中被予以大學入學者這一明確的指標，只得為增加這一指標而努力。也就是說大學考試，成為對于高中以下的教育，作為增加其產出的裝置在起作用。
同樣重要的是，考試對于學習者來說，也設定了一個到達目標，從而形成對學習的欲望。在日本大學考試這一目標，對于高中以下的學生，形成了極高的學習欲望。在大學升學的可能性限于少數學生，并且中等教育在制度上明確地分為升學和其他西部分的情況下，這種效果不大。例如，在歐洲，戰后的很長的時間內，這樣的效果就很小。但是，戰后日本的重要特征是，大學升學至少作為可能性對于大部分的高中生來說是敞開著的。在這種狀況下，結果是包括不能升學的學生在內，大學升學考試成為巨大的學習動機。在這一點上特別重要的是，由于成為學生很大負擔的數學、物理、化學或英語等學習科目是大學考試準備不可缺少的，選擇這些科目的學生的比例就保持了很高的水準。這一點特別和美國相比的話，是極具特征的。在美國由于大學考試的要求，與選擇這些科目并不具有一定的關聯，在高中選擇這些科目的很少，就只得設定極其多樣的授課。被稱之為高中的“百貨商店化”的現象加重，基礎課程的學習實力就必定產生很大的問題。
總之，可以認為在日本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在數學、物理、化學或外語等基礎性學習領域，達到了一定的學習實力水準的高中畢業生的比例得以保持了很高的比例。在這里有了大學考試的可以說是第二位的教育效果。入學者的學習實力保持了一定的水準，這有益于提高大學教育的效率。再與美國的對比而言，美國的大學的入學者的學習實力水準不一，被認為基礎的語文閱讀書寫能力有問題的入學者也不少。因此，在多數大學，只好補學到高中階段為止的教育內容，進行補習教育。可以說應在高中階段完成的教育帶到了高等教育階段。作為教育體系來看，不必說這是極其非效率性的。也可以說日本的高等教育體系，由于大學考試避免了這樣的非效率性。
（三）社會的效率性
可以認為上述過程，在提高了大學教育效率的同時，起到了大量地形成具有一定基礎知識的成人勞動力的作用。一般認為，為大學考試準備的學習往往對其今后的人生沒有用處。這對于特別是有關特殊的事實的知識等，也許在某種程度上是事實。但是，可以認為在基礎性領域的學習經驗，對職業生活畢竟具有很大的意義。特別是象上述的，高度的數學、物理、化學、外語等學習經驗，不只對形成基本的思考方式有很大的意義，也成為企業內學習等的重要基礎。
可是一般認為日本的教育制度的特征，不是形成少數優秀的人才，而是使全體國民普及一定的知識、技能。實際上，在日本的近代化過程的初期，教育政策是首先將初等教育普及化為目標，急速地達到了這一目標。很多人指出，這形成了在日本的急速的經濟發展的基礎。戰后，高中升學率的擴大、普遍化不僅使這一過程更為進展，對入學考試的準備，可以被認為更強化了這一機能。
并且大學考試，將少數的人才，作為選拔性高的大學的入學者，發揮了明確的識別作用。如前所述，日本的經濟構造，具有高生產性的產業部門，和其之外的部門的差距很大，并且這些高生產性部門的企業幾乎是大規模企業。大規模企業采用選拔性高的大學的學生。這些企業進一步給學生以高度的企業內訓練，使其從事于帶有高度技術的生產部門。大學考試的精度越高，大企業就能夠采用到素質越高的學生。其結果，大企業的企業內訓練（與大學的情況相同）能夠發揮很高的效率，生產本身也能夠效率化。這樣的大企業由于獲得了國際競爭力而急速地擴大了輸出，成為日本飛躍的經濟成長的核心。
三、入學考試與社會的公正
以上論述的是，在經濟發展的達成這一社會目標中，入學考試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這一點。與此同樣重要的是對保持社會的公正，入學考試的作用。
（一）經濟發展中社會公正的位置
一般，認為在期待著急速地經濟成長的社會里，好像社會的平等所具有的政治上的重要性在后退。經濟規模本身擴大了，誰也不受損，某些人受益，這在從理論上講是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社會成員必須“平等”這一原則所具有的重要性變低。但是這并不間味著思考社會性“公正”的問題的重要性的減少。不如說對于享受經濟成長的機會，能公正地分配成為極為重要的問題。從這一方面，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如何保持社會的公正，決定著社會或政治的安定性，進而決定著經濟成長本身的成否，這樣講并非夸張。
在這里所講的“公正”，是社會成員所認可的，有關社會地位、收入的分配的規則。所有的人接受同等的分配，這種意義上的“平等”，也算是公正的一種形態。但是僅限于此不是公正的理想的狀態。各社會與其狀況相對應，而形成公正應有的狀態，也未必是用明文化了的法律形態來設定的。并且，在能動地變化著的社會中，這樣的公正的應有狀態也是不斷地變化的。
一般，社會機會，換言之收入、地位的分配中可以認為有幾個原理。完全的均一性（平等）或根據生活所必需的分配等可以算作一例。但是如果不能采用這樣的單純的原理的話，就必須公正。作為更為公平，易為人們接受的東西的條件，可以考慮到以下幾點。
即第一，至少無論是準，都不被完全封閉接受這種分配的可能性，即競爭的“參加”能受到保證，而且對每個人的分配的原則誰都明白，換言之，具有“透明性”。這意味著在誰參加圍繞這樣的社會機會分配的競爭都受到保障的同時，意味著能讓結果接受不到分配的人理解其理由。第二，其分配的基準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個人的努力。換言之，不單是由天生的能力，容貌的美丑或體格等直接來決定的，要求個人付出代價，或具有這樣的思想準備。換言之，可以認為報酬的不平等，由于代價的多少而受到補償。并且這樣的制度，從其機能看，可以引導出個人的努力。第三，分配必須反映對生產的貢獻。換言之必須與生產性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否則，就會失去生產的欲望。在這個意義上，分配的制度必須具有一種合理性。
（二）入學考試在教育機會分配上的作用
以這樣的觀點回顧日本的入學考試的話，首先，會注意到其在分配教育機會上，是極為公正的制度。第一，接受入學考試的權利，對大部分的青年敞開著，并且在這里的選拔基準也是客觀、全然明快的考試的分數。第二，入學考試的成績不是由生來的“能力”來決定的，它反映著為人學考試準備的努力。第三，錄取入學考試分數高者，如前所述，表示著在學校學習上的高效率。換言之，其具有機能的合理性。在這種意義上人學考試，在對平等關心極強的社會環境中，發揮了在進行教育機會分配上，取得社會意見的一致，保證“公正”的作用。
可是如前所述，日本的高等教育，背負著仍舊沒有得到充分的政府的支出，必然擴大這樣的矛盾，其結果，政府支出只得對有限的大學，或專門領域集中地投資。具體說，國立大學特別是其理工學部雖然被投入了多額的政府資金，但國立大學的學費維持了很低的水準。另一方面由于對于私立大學政府的支出是有限的，比國立高的學費必須由學生來擔負，但其設備、教員數等教育環境只得停留在低水準。其結果，在大學入學者之間產生了極為明確的差距，特別是在私立大學的入學者之間引起了很大的不滿。
雖然有這樣的不滿，這樣的構造得以存續的一個要因，可以說是由于在日本人學考試被高度地構造化，關于具備上述意義上的公正性這一點上，具有了社會意見的一致。并且也不表示入學考試不及格接受大學考試的權利就被剝奪。不能入學于選拔高的國立大學，考生支付高學費，可以入學于選拔性不太高的私立大學。換言之，以接受一種懲罰作為條件，升人大學的道路是敞開著的。也可以說，差距在激化了入學考試的同時，正是由于有入學考試這一正當化的論據，差距才得以繼續。
（三）社會機會的分配與大學考試
但是戰后日本社會最大的特征，可以說是入學考試不只是在教育機會的分配，由此在社會機會的分配，而且在其公正性的確保上，發揮了核心作用。
戰后日本，與歐洲、美國相比形成了平等度較高的社會。收入差距，在發達國家最少。其背景是，由于戰爭，世襲資產明顯減價，進行了土地改革的同時，因為高中、大學升學率的上升不同學歷間的工資差縮小了。但是這意味著大多數的社會成員參與了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收入的競爭。另一方面構造性的社會地位、報酬的差距雖可以說相對較小，但它的存在也是事實。初中、高中和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差距縮小了，但并不是沒有了。并且如前所述，企業規模間的生產性的差距顯著，同是大學畢業生，在大規模企業與小規模企業之間，也有很大的待遇的差距。很顯然，與初中、高中相比大學畢業的勞動者，與小規模企業相比大規模企業的勞動者的地位是最理想的。即使絕對的差未必大，相對的差的存在就足以引起激烈的競爭。
被置于這樣的競爭的焦點的是，大學的入學考試。不必說為成為大學畢業的白領勞動者，大學入學考試及格是必要的，由于為進入大規模的企業，畢業于上述的選拔性高的大學是必要的，結果，必須在入學考試中取得高成績。在這種意義上入學考試，不只是到特定的學校的入學機會，而是具有了向社會機會，階層選拔的機能。其社會地位根據畢業于怎樣的學校而被決定，就產生了這種意義上的“學歷主義”。
但同時重要的是，支撐這種體制的對資源與人才的高生產性部門的集中的投入，產生出了以輸出部門為中心的日本的產業競爭力的強化，進而這成為急速的成長的原動力。這樣的成長過程進而產生出了經濟全體的擴大，由于促進了低生產性部問的成長，使勞動力需要整體擴大了。實際上，在六十年代，初中、高中畢業生的工資上升率超過了大學畢業生。即使上述的相對的差距還殘存，所有人的有保證的生活水準明確地上升了。對失敗者也產生出一定的利益，從這種意義上，這樣的社會機會的分配被社會全體所接受了。
如上，從參加的可能性與透明性，努力被賦予的意義，對生產的貢獻的反映，對失敗者的分配等點上，可以認為保證社會的公正的機制已成立了，這與入學考試體制是不可分的。反過來說，日本的社會沒有能夠發現除此以外的體系。
四 應試體制的矛盾與崩潰
象這樣在這樣的日本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入學考試不只是制度，還形成了具有社會廣泛性的“應試體制”。但是不必說它在種種意義上具有矛盾，對其也有各種各樣的批判。在日本的戰后圍繞教育的議論的多數，一直是指向應試體制的矛盾的，這樣講也不為過。
（一）應試體制的矛盾
這樣的批判大概可以整理為如下三點。
第一是有關考試內容的。在這一點上首先被指摘的是“難題、怪題”的問題。六十年代以后，希望升人大學的人大大超過容納能力的狀況長時間持續著。并且由于希望入學的人報考兒所大學，考生中應該能使其合格的比例非常小。在這種狀況中，一般通過設定較高的試題水準，來提高考試的信賴性就成為必要。這在選拔性高的大學是很顯著的，即使選拔性不大高的大學，也為了保持作為大學的權威，追隨選拔性高的大學的試題的傾向也很強。在這樣的狀況中，不僅脫離了高中的教育課程，在測試學習實力的意義上，出象會產生疑問的測試極為瑣碎的知識的試題也不是不可思議。并且批判也針對“畫對錯號式”考試，“死記硬背主義”。如果對為數眾多的考生進行不夾雜主觀成見且具有效率性的考試的話，就不得不選取對一定的設問給于選擇項目，讓其選擇這樣的形式。并且由于在考試中最容易進行客觀判定的是，對一定的事實或概念是否知曉這一點，所以這樣內容的問題漸多的傾向也強了。因此從考生方面看，獲得有效地記住有可能出題的事實，并在考場上有效地將其轉換成選擇項目這樣的技術就變得很重要。這樣考試所測試的是“應試能力”，帶來了歪曲中等教育本質的結果而受到批判。
第二，與應試體制的社會公正性相關。入學考試對誰都公平地敞開著機會，根據考試成績這一單一的基準進行客觀的選拔。因此，不存在由于出身階層的差異。如前所述這是應試制度的公正性的一個重要的構成要素。但是入學考試所測試的學習實力本身是受父母的影響的。素質的遺傳暫且不提，父母的教育水準左右著從孩子的幼兒期開始的成長環境，并影響其對未來的希望。并且父母的收入越高，能夠以家庭教師，或入學于私立大學等形式，對追加性教育進行投資。并且大學考試的機會即使在這時是對誰都敞開著的機會，在其以前的高中等教育階段，如果是孩子已被根據學習實力所分選了，實質上就不是機會在公平地敞開著。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的公正性受著很大的制約。可以說在教育學研究者之間，“暴露”被隱蔽的不公正性，成為很大的研究的關注點就是以這種狀況為象征的。
第三，是對考試這種以一元性基準進行選拔的方式自身進行的批判，或是一種“負疚”的感情。如果是象前面所講的意義上，即使為支撐日本的經濟社會沒有取代考試制度的機制，將成長過程的個人以一個尺度來給予評價，并且為此孩子們強迫于作很大的努力，可以說是將應該在成人間進行的關于社會機會的獲得的競爭，在青少年時代進行了。對此社會不得不感到很大的不安和罪惡感。這種感情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了。例如戰后日本的教育，產生了“青少年失足”“荒廢的教室”“不到校”“欺侮人”等許多稱之為“教育問題”的東西。其中與應試考試制度有關這種說法在理論上的證據實際上幾乎沒有。但是以啟蒙社會為使命的日本的傳播媒體，每當報道這些事件時，一直首先將入學考試作為應指責的對象提出來。這與產生出作為罪的意識，應被打破的社會的“惡”的入學考試的印象是相關聯的。
（二）作為政治問題的“入學考試改革”
對這樣的應試制度的批判或反抗，是在日本的經濟成長暫且達成，不如說是在將成長的成果轉向生活的充實成為社會關心的七十年代急速變得有力，而成為政治問題。于是這與大學入學考試制度的種種改革的嘗試聯系起來了。具體說有種種經過，結果這樣的動向，就關系到了1979年的“共通一次考試”的導人。
共通一次考試是直接以國立大學為對象，實際上國立大學問的利益調整的色彩很濃，而不是相應于上述的對入學考試的批判而策劃的，這是事實，但其受到的政策上的推動的，畢竟還是有對入學考試的批判在作背景，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現實上由于共通一次考試的考生自己評分數，應試產業通過全國注網絡對此進行總計，因此分報考大學的入學者的分數就明確地被知曉了。這與前面使用，出現過的“偏差值”的概念一起，將大學的入學的難易度以一元性的尺度表示出來了。并且在這樣的情報下，由于考生在自己有入學可能性的大學中，能夠選擇選拔性最高的大學，結果，對于一個大學的考生的分數的分布就很狹窄，大學間的階性也更為明確了。這就是所謂的偏差值的“限定圈子”的現象。這不只是國立大學的入學志愿者，私立大學的入學志愿者也被卷進來了。并且在向福利國家化的動向中，1976年在對私學的經常費輔助的同時，私學的新增設受到抑制。因此在八十年代就看到了大學升學志愿者，大大超過容納力的傾向。其中傳統的入學考試體制，不如說就具有了更為強固的構造。這一點關于繼共通一次性考試之后于1990年開始的大學考試中心試驗，也沒有很大的變化。
這樣，大學考試改革產生了與其是解決大學考試的問題，不如是將更強化了這樣的具有諷刺性的結果就決非偶然了。本來日本的大學考試的很大的特征是各大學各自進行入學考試，因此就產生了“難題、偏題”，可以說在選拔中使其內在了產生相當多的誤差的原因。可以說在這里產生了體系的“雜音”。這由于通過共通一次考試，與一元性的體系連接在一起，而使來自考生的需要一下子顯在化，應試產業與之相適應了。可以說“合理”性方向的改革，當然也就不得不只是具有了激化應試體制的效果。
其結果，與前面所講的對入學考試的批判本身相關聯。對入學考試內容的批判所具有的是，應受到評價的個人的特性不是記憶能力而是思考能力，創造能力，進而是人格的發展和人的信念。但是對于這樣的能力的諸側面哪一個更為重要，并且怎樣能夠測量它，這一點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并且這樣的能力觀實際上往往只不過是，比入學考試更反映了在社會理想的或應被社會評價的能力的意向。入學考試在不能明確測試這樣的東西這一點上受到批判，但實際上成為問題的不是入學考試，實際也可以說是社會的應有狀態。或許即使是關于在入學考試里隱藏了階級性，其結果是與在社會上成人的職業間的不平等結合在一起的。實際上對于入學考試的批判的背后所具有的視點或意圖，不只是極其多樣的，將其在理論上體系化也是極為困難的。可以說批判帶有不能與對入學考試的應有的狀態，做出不同的提案聯接在一起的性質。
（三）應試體制的崩潰
但是盡管如此，到目前為止的意義上的應試體制從進入了九十年代看起來似乎開始崩潰了。其征兆和原因可以整理為如下。
其最基本的原因，可以認為是在經濟成長的達成之中。如前所述，日本的考試制度，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在效率性及社會性的公正，這兩方面具有很高的說服力。盡管有各種各樣的批判，其能夠得以保持正是有這樣的理由。但是經濟成長一旦達成，不必說其說服力就失去了。如上所述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在政治上雖開始看到這種征兆了，但是個人的還有社會的地位與對教育機會的要求還不穩定。可以說這種差距帶來了共通一次性考試之后預期不到的應試體制的強化。但是進入九十年代，有計劃地去實現高生活水準這一志向，在年輕一代的一部分人中被認為漸漸地喪失了。實質上考試競爭的參加者的幅度開始縮小了。
并且另一方面，已經從八十年代后期開始，由于大學間競爭，入學考試的形態已經起了很大地變化。在與考試科目大大減少的大學增多的同時，通過高中的調查書，推薦的推薦入學，或“有特長入學”這樣的形式的入學考試被錄取的學生也增加了。這些被作為與對上述應試體制的批判相呼應的東西被大眾媒體等好意地報道了，可以說大學一側的意圖不如說是，在上述的高中生的學習欲望減退之中，確保入學的志愿者。并且在這之上，十八歲的人口本身的減少也投落下暗影。一時超過了250萬人的日本十八歲的人口、2010年將下落到120萬的程度。現在的四年制大學的容納力就這樣推移的話；男女生平均的四年制大學的升學率達不到五成的話，可以預想到會發生容納力過剩。入學考試在現實上將成為不可能。這樣的變化已經開始了。
同時，對于教育問題的社會批判，將政治導入了在初等中等教育階段的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中。在此，被強調的是，減少教育課程的要求，以“寬松的教育”為目標，以及教育課程的多樣化。這樣的改革從初等教育開始進行了，在高中教育教育課程也被變更，接受變更后的課程的高中生將接受一九九七年春的大學入學考試。不能詳述這一新教育課程，至少其大的特征是，各教科中的科目的種類大增，并且選擇范圍擴展了。其結果，入學考試中心考試的考試科目大幅度擴大，并且各大學的考試也只好大幅度變化。并且，下一步的改訂也在檢討中，可以認為基本是這一方向的繼續。其結果，是以一元性的坐標軸，來測定學習實力實質上已經漸漸變得困難了。這樣除了一部分有選拔性的大學以外，可以說原有的印象中的入學考試已經漸漸地崩潰了。
結論
通過以上的思考，可以理解入學考試這種乍一看是教育制度中固有的制度，是怎樣與日本的社會或經濟構造密切關聯的。并且是伴隨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入學考試與圍繞著它的體制也在很大地變化著。經過這樣的能動
的變化，現時代的問題，看起來似乎是從入學考試開始在向教育的內容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