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60年前，面對日本的在亞太的軍事侵略，中國與美國成為了戰時的盟友。30年前，面對前蘇聯的威脅，毛澤東與尼克松打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今天，面對恐怖主義、全球經濟、環境保護等諸多全球性和地區性問題，中美首腦再次握手。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中美兩國都沒有選擇－個共同的敵人作為目標，而更希望用長遠的眼光來透視現實的問題，以便構建一個穩定而具有建設性的中美關系。畢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關系不論在現在還是將來，無論是對于雙方還是世界，都致為重要。
而當中美關系的內容不再囿于對抗共同的敵人并開始正視彼此間共同的利益、問題與期待的時候，一種成熟的雙邊關系也就逐漸呈現。畢竟歷史已經表明，共同的敵人不會是永久的敵人。中美領導人保持接觸的機制使得中美關系的韌性不斷增強。與幾乎同時解凍的中日關系來說，中美關系“30而立”，已經進入能經歷風雨的成年，而中日關系更象一個多病的孩子，顯得那樣脆弱。
對于中美關系來說，這種成熟是一個結果，也是一個過程。它的起點就是三十年前那次有遠見的歷史性握手，那次"改變世界的一周的訪問"。
當今天中美兩國的年輕一代通過麥當勞、NIKE、IPOD，體驗著兩國關系發展的成果時，他們或許很難想象當年兩國領導人在決定這個問題時所需要的勇氣與遠見。在尼克松抵達北京的當天，《參考消息》上一條特別刊登列寧語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兩國關系的背景。它的大意是"同強盜握手的目的是為了最終消滅強盜"。而同時在美國，絕大部分的意見也認定，中國是"無可救藥的擴張主義者""意識形態狂熱偏執"。但美國在越南的困境、中國在文革高潮后對外部世界看法的重新界定以及兩國同蘇聯困難而危險的關系都促使雙方發現，在經過20多年的敵對之后，使雙方分裂的的問題開始讓位于它們之間共同的問題。于是中國領導人開始為說服國人接受"美帝國主義"，說服國人理解中美和解。而尼克松也需要說服國內的右翼勢力。
而雙方之間長久的隔閡和觀念的差異，使得在中美關系的開創階段，雙方的遠見與智慧更為重要。從1969年尼克松對"北京"一詞的正式使用到中國邀請斯諾參加國慶慶典的回應，從1971年的乒乓外交到基辛格的秘密訪華，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先驅們的智慧表現得淋漓盡致。
此后，尼克松總統訪華這一歷史性的時刻也從此為兩國帶來了許多彼此之間必須直面的歷史性課題：臺灣問題、人權、經貿問題、亞太安全、核不擴散等。它們要求中美關系發展的繼任者必須繼續開拓者們的智慧和遠見。
解凍后的中美關系并沒有因尼克松悲劇性的離職而停止。經過10年，中美之間以三個聯合公報(即1972年的《上海公報》、1978年的《建交公報》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的方式確立了中美關系發展的指導性原則。期間，鄧小平成為新中國成立30年來第一位踏上美國領土的中國領導人。而1984年他成為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則被認為是中美關系發展史中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當然，中美兩國所需要的不是表面文章。因為中美合作的壓力，蘇聯在全球事務和與中美的雙邊關系中態度日趨溫和；兩國之間的經貿、技術與文化交流不斷擴大。中國開始比較密切地介入世界政治和經濟的主流。中美兩國領導人所期盼的事情在一一發生。彼此之間的吸引力與幻想在80年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到了1991年，蘇聯的解體與柏林墻的倒塌不僅意味著冷戰的結束，也意味著中美兩國再一次失去了共同的敵人。二戰結束后，由于種種原因，同樣經歷過"蜜月期"的中國和美國在失去了共同的對手后最終也相互失去了。
歷史是否會重復？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教授戴維·香博指出"在這以（1989年）前,中美兩國都很清楚地知道它們在反對什么,而現在,它們卻不知道應該一起去推動什么"。臺灣問題、人權問題、最惠國待遇問題等加深了人們的疑慮。觀念差異所帶來的吸引力開始被相互的沖突所取代。中美之間彼此的妖魔化傾向再次出現。
隨后全球化的進展以及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要求雙方必須學會在沒有第三方外力的作用下發展兩國關系，因為誰都清楚兩國未來的安全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將有賴于兩國關系的走向。"接觸"與"遏制"政策、"戰略伙伴關系"與"戰略競爭關系"反映了美國對此不斷搖擺的態度，也反映出雙方的利益與問題開始變得一樣清晰。前者促成了1997年中美雙方實現了自1989年后中斷了的高層互訪，并在兩國間建立了多層次的接觸機制。 后者導致了中國駐南使館被炸、撞機事件和臺灣問題的不斷激化。
有人說"9.11"使中美再一次面對一個共同的敵人－恐怖主義。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打擊恐怖主義對于中美而言，無論是從地域上還是方式上，差異性都大于共同性，因此它并不是雙方的戰略基礎，而只是一個可以合作的層面。
其實，可以說可喜的是，經過30年的發展，中美關系是否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已經不再重要了。因為中美關系已經具有了更為豐富的內容和更為堅實的基礎。盡管其中仍然矛盾重重，兩國對于彼此間的戰略意義以及兩國關系對于亞太地區和眾多全球性事務所具有的影響力已經得到了兩國政界與學界的認同。全球化和中美兩國的長遠利益，決定了雙方的相互影響只可能是越來越深入。通過上次布什總統的訪華和這次胡錦濤主席訪問的議題可以看出，中美雙方在高層的會晤上有著比反對恐怖主義更多的期待，而這種期待是對中美關系共同利益的反映，也是對費正清那句遠見卓識最好的詮釋：“為了在人類前途未卜的環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國人和中國人必須在她們過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歷史中，找出可以共同理解的領域”。
30年多年來，在利益與觀念的碰撞中，中美之間有過無數歷史性的時刻，它們反映了中美關系進展的同時也從背面映射了雙方的矛盾。中美之間這次高層的會晤是否可以成為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需要留給歷史去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國全面參與全球化進程的今天，當今的中美兩國領導人再次面臨著一個機遇。面對類似的機遇，30年前中美關系的開拓者們曾經把握住了，而30年間它也曾被無數次地忽略。
當然，機遇只意味著雙方有選擇的時間與空間，并不意味著一個注定的結果，中國與美國需要更多的遠見和智慧去創造一個盡可能長久的友誼，盡管也許它并不完美。
（周曉鵬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