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村官”反腐制度防線

村干部貪腐有的獨立進行，有的抱團而為；有的小節撈利，有的大處謀財；有的少額多次，有的一次大貪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駿勇王志

晏國政王圣志譚劍李興文

“村官”本不算“官”，權力不大，如果不受制約，腐敗起來也會沒商量。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日前在蘇魯贛湘皖晉等省調查發現，近年來，隨著農村大建設大發展，發生在基礎建設、惠農資金、土地征用等領域的村干部貪腐、瀆職等案件呈上升趨勢。

這些腐敗，有的獨立進行，有的抱團而為；有的小節撈利，有的大處謀財；有的少額多次，有的一次大貪。“各顯神通”，不一而足。

江蘇省揚州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張躍進認為，村干部一旦由農民的領頭人變為“寄生蟲”，將打破“一個支部一盞燈，一個干部一面旗”的傳統認知，帶來難以估量的危害，不僅造成集體資產流失，還容易導致上級決策機構對村情社情的誤判，嚴重的甚至激化矛盾，引發集體上訪、越級上訪，形成對立和沖突，危及農村穩定。

受訪的基層辦案人員和反腐專家指出，一些地方發生農村干部腐敗，暴露出當前農村干部選拔、村級財務管理、農村反腐監督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需對癥下藥，健全完善相關制度，還農村一個干凈。

三個并存

小小的“村官”，可以貪占600多萬元，這是山東省2010年查辦出來的最高紀錄。這一年，山東省檢察機關共查辦涉農職務犯罪案件377起，其中涉案犯罪村官575人。

江西的數據也不小。2010年1月至2011年5月，江西省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涉農職務犯罪案件369件，為農民挽回損失4950余萬元。

而在江蘇，僅揚州市，2009年至2010年，便查辦涉及村干部違法違紀案件524件。下屬江都市紀委提供的數字表明，近幾年來，村干部腐敗案件呈上升態勢，2008年為22件22人，2009年上升至41件43人，2010年則達到50件50人。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當前村干部腐敗出現如下新特點。

在主體上，“獨立型”與“抱團型”并存。基層辦案人員普遍反映，以往村干部個人獨立腐敗的多，近年來窩案、串案則明顯增加，一些地區窩案占比超過70%。由于征地補償、惠農資金等發放需要調查、審核等多個環節，在利益驅使下，一些村干部合謀在村“兩委”內部甚至與縣、鄉土地、農業等有關部門勾結作案，往往查處一案帶出一窩，有的村支書、村主任、村會計、村出納等無一例外參與犯罪。2009至2010年，山東省嘉祥縣檢察院立案查處涉農職務犯罪8件，其中5件便是窩案。

在對象上，“小節型”與“發展型”并存。一些紀檢干部表示，過去村干部腐敗大多表現在公款吃喝、請客、報銷等小節方面，現在則盯上了農村建設發展的新機遇。一些地區搞新農村建設、招商引資、征地拆遷等，大項目大工程相繼上馬，村干部“發展型”腐敗隨之而來。近三年，揚州市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農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中，涉及征地補償款的占75%以上。2010年建成通車的山東東平鐵路，途經新泰市境內岳家莊鄉6個行政村，包括這6個村16名村干部在內的21名基層干部，采取虛報果樹數目套取補償款，涉案金額高達1600多萬元，最終均被判刑。

在手段上，“少額多次型”與“小官大貪型”并存。據介紹，一些地區村干部腐敗每次數額較少，但持續時間長、次數多，如山東嘉祥縣某村3名村干部，4年間虛報種糧面積套取私分補貼2.8萬元。也有的村官大肆貪賄，動輒數十萬上百萬元。

四種心態

多位受訪基層檢察官和紀檢干部反映，村干部已成為反腐敗領域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經過對部分案例進行剖析發現，有四重心態在腐敗村干部身上比較普遍。

僥幸心態。南京市六合區檢察院副檢察長陳天敏說，在錢財面前，有的村干部心存僥幸，同時又有一定的風險意識，“大錯不犯，小錯不斷”，大錢不敢拿，大工程也不敢貪，只在自己能說了算的領域搞一點，小拿拿、小玩玩的多，總認為查不到自己。

補償心態。不少因腐敗而落馬的村干部認為，自己平時付出很多，在位時理應得到一些補償。2008年7月，山東菏澤市皇鎮鄉皇鎮村72歲的老支書郜某，因虛報冒領、私分高速公路土地征用款8萬余元被查辦。案發后郜某稱：“我擔任黨支部書記40多年，為大伙操勞了大半輩子，每個月只靠200多元的補貼養家糊口，吃了不少虧，應該趁在位期間撈上一把。”

失衡心態。有的村干部合法收入沒保障，政治待遇上又存在“天花板效應”，有的成天接觸領導和老板，相互比較導致心態失衡，覺得不拿一點對不住自己。有些村干部說：“當干部就圖個吃喝方便，沒有別的出路。”據介紹，南京市六合區一名村會計就是看到村支書受賄不平衡，最后自己也貪污60多萬元。

麻木心態。合肥市包河區淝河鎮平塘王村原黨支部書記劉家貴，在出售土地和承包工程過程中受賄81萬元。他坦承，剛開始受賄時也覺得害怕，但后來就慢慢習慣了，開始時三五千的收，后來最高的一筆達到5萬元。另據六合區橫梁鎮姚徐村原黨支部書記詹秋榮交代，剛開始收錢，一兩萬元晚上就睡不著覺，當時還認為社會風氣不好。后來發現很多是以金錢多少來衡量成功與否，于是慢慢變得麻木，最終因受賄30余萬元被判刑。

三大主因

據受訪基層辦案人員和反腐專家指出，當前農村干部選拔、村級財務管理、農村反腐監督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是為村干部腐敗的三個重要因素。

腐敗村干部大都文化水平不高，如青島市檢察機關近年查辦的134名村官中，小學、初中文化程度的占70%。

文化水平不高并不妨礙他們斂財有術，但一旦案發，則往往能找出自己的“無知”之處。有村干部在懺悔書中寫道：“我只想到那些科長、局長才叫腐敗，沒想到我這個‘農民官’也能職務犯罪。”

南京市六合區檢察院預防科科長祝文梅認為，一些地方在村“兩委”換屆時，存在賄選、宗族勢力操縱選舉等情況，外加一些地區在任用村干部時缺乏必要的考察、考核，使一些知識水平差、政治素質低的人當選，為村干部腐敗埋下隱患。

受訪基層檢察官和紀檢干部反映，一些地區農村賬目混亂、財務管理不規范，會計手續履行不全，票據跨年度入賬，資金體外循環，“白條子”“假票據”入賬情況嚴重，村干部公款私存、公私不分，村里收入不入賬。如山東東平鐵路補償款一案中，幾乎所有的涉案村干部都是“左口袋公款，右口袋發票”。

山東省嘉祥縣、滕州市等地檢察院辦案發現，“村賬鄉管”“一卡通”等推行多年的做法在部分地區執行不到位，監督村級財務的效果大打折扣。滕州市荊河辦事處張明東居委黨支部書記張元富利用職務便利，伙同該村居委主任張瑞友，先后多次采取收入不記賬、銷毀合同等方式，貪污土地補償款等共計20余萬元。在惠農資金發放方面，有的村通過召開支部會議討論等形式，繞過“一卡通”，將惠農資金轉移到村級賬上，直接損害群眾利益。

滕州市檢察院副檢察長馬建軍認為，當前對村干部缺乏有效監督，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主任是村民直接選舉出來的，其罷免必須經過村民投票，而對于村干部的一般違法行為，又存在“不是黨員，紀委管不了”的現象，鄉鎮政府只能說服教育，沒有其他有力措施。村民罷免村干部則有嚴格的程序要求，且有的村民害怕打擊報復，不敢監督。在村“兩委”內部往往也存在監督缺位，部分村支書兼任村委會主任，有的村會計、出納與村支書或村委會主任有著特殊的宗親連帶關系。

兩省經驗

針對村干部腐敗問題，山東、江蘇兩省近年積極探索，在構筑預防村官腐敗的制度防線方面創出了一些經驗。

農村集體資產、資源的利用和處置，集體資金的收支，是農村管理中的難點，由于公開不透明，往往是滋生村干部腐敗的“溫床”。

有鑒于此，江蘇省江都市以資產監管為重點推進“三資”網絡化管理，開發“農村集體資產信息監管系統”，將全市263個行政村、總額28億元的農村集體資產全部納入監管范圍，將村集體的每間廠房、每個魚塘、每塊土地、每份租賃合同等制成文字或圖片，輸入系統，實施動態監管。在農村集體資產經營過程中，凡租賃合同期滿或租金付款日前，系統均自動提醒；凡租售過程未按規定流轉、工作時限超期、資金回收沒有按時到位、資產處置異常的，系統會給各級管理人員發出預警信號。

長期以來，對村干部的監督往往只限于鄉鎮上級監督和群眾民主監督，紀檢、檢察等監督部門很難延伸到村級。這種情況在山東滕州市起了變化。

滕州市人民檢察院今年探索在2個鄉鎮建立鄉鎮檢察室，將司法觸角直接延伸到基層鄉村。檢察室直接參與對涉農資金發放等進行監管，農民可以直接到檢察室反映問題。檢察室還在每個鎮都設2名以紀委干部為主的檢察院聯絡員，每星期至少有兩天進村入戶，以掌握第一手的社情民意。同時，選擇有代表性的村居點，建法制學校和廉政學校，將廉政教育和預防職務犯罪教育延伸到村。

山東省嘉祥縣檢察院則在鄉鎮、社區設立“檢察官講堂”， 2007年以來，先后進行170多場次，受教育干部4.8萬多人次，直接發現職務犯罪線索數十起。

針對村級權力運作的體制性缺陷，山東省章丘市近年探索推行村黨支部委員會、村民代表會、村民委員會和村務監督委員會“四會管村”制度。各村由村民推選5～7名有威信、懂財務、責任心強的老黨員、老干部組成村務監督委員會，履行原村務監督小組和理財小組職責。

章丘市委書記畢筱奇介紹，“四會管村”有力促進了村級民主辦事、依法辦事。僅2010年，全市就有1300多件村級事務經群眾民主議事停辦或緩辦。今年以來，全市因村級工作引起的上訪問題同比減少71%。

來源：新華網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