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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天緯地大文章 ——新中國六十年外交的戰略考量

毛澤東會晤斯大林

1972年2月，周恩來在機場迎接美國總統尼克松。

鄧小平訪美

●我國追求的目標是：一，實現現代化；二，恢復大國地位；三，完成國家統一；四，實行社會變革。

●著名外交家喬冠華曾總結說，中國外交是“十年一變”。即50年代“一邊倒”，60年代“反兩霸”，70年代“一條線”。我看可以再加上80年代“全方位”。

●我國現階段應著重把握的是：第一，改革開放仍是中國必須堅持的大戰略。第二，中國長期以來屬于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的定位，目前正在發生變化。第三，合理設置我國的外部目標，當務之急是鞏固已經取得的大國地位。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就在復雜多變的國際風云中搏擊奮進。在先后經歷了抗美援朝、反對兩霸、聯美抗蘇、改革開放的風風雨雨后，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解決了挨打和挨餓的問題，在世界民族之林昂然站立起來，積貧積弱的中國崛起成為一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世界大國。

新中國60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不可能關起門來實現的，尤其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同時，外交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內政，中國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與國際大環境和國家的對外關系緊密相關。在中國共產黨90誕辰之際，回顧黨的歷史，不能不回顧新中國的外交史。60多年中國外交經歷了怎樣一個演進過程？外交戰略如何服務于國家利益？在每一次重大外交決策的背后，有著共產黨領導人怎樣的時局判斷、理論指導和利益考量？在中國經歷了60多年的獨立自主與和平發展，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從“請進來”轉而開始“走出去”經略世界的今天，中國外交面臨著哪些新情況、新問題？本文作者瑪雅專訪了中國外交史專家、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

外交目標隨國家利益而變

瑪雅：一國的外交和戰略與其國家利益相聯系。比如美國，它的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安全、持續成長的經濟、“普世價值”傳播，以及由美國推進的國際秩序。美國的外交政策始終是圍繞它的國家利益展開的。那么在你看來，中國的國家利益是什么？

章百家：與美國這種政治經濟制度定型的國家不同，中國自近代被卷入世界體系以來，長時期是一個充滿革命性變化的國家，因此它的國家利益似乎不那么穩定。特別是每次政權更迭，都會打斷對外關系的連續性。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中國的外交與戰略也不乏戲劇性的變化。但是從跨越百年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幾代中國人為之奮斗的事業及所追求的目標，這些目標反映的就是中國最基本的利益訴求。

這些民族目標或中國人認定的歷史使命是什么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四項：一，實現現代化；二，恢復大國地位；三，完成國家統一；四，實行社會變革。這四項目標決定了中國基本的國家利益，構成了支配著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大戰略的要素。中國領導人在考慮國家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問題時，這四項目標的影響幾乎無所不在。

瑪雅：關于60年中國外交史，通常的觀察是以領導人的代際來分階段，比如毛澤東時代外交、鄧小平時代外交、江胡時期外交。你作為一名研究者，從中國對外關系的演進來看，是怎么劃分階段的？

章百家：著名外交家喬冠華曾總結說，中國外交是“十年一變”。即50年代“一邊倒”，60年代“反兩霸”，70年代“一條線”。這當然是大致而言。從那以后，我看可以再加上80年代“全方位”。從這時起“十年一變”的周期也被打破了，中國外交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穩定和連續。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外交

瑪雅：建國初期的“一邊倒”，主要是因為中共與蘇共之間的歷史淵源？

章百家：有歷史原因，更主要的是現實原因。“一邊倒”所根據的主要是中共領導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形勢的判斷。“二戰”后期，毛澤東、周恩來最初估計，美蘇繼續合作將是戰后國際形勢發展的大趨勢。在此條件下，國內可能出現國共合作、和平建國的局面。因此他們主張，中國應與美蘇都保持友好關系，成為“美蘇之間的橋梁”，緩和它們在亞洲的沖突，從而維護世界和平與合作。然而，戰后不久，美蘇關系嚴重惡化，國共也爆發了內戰，中共不得不重新判斷形勢，選擇新的戰略。

1946年下半年，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兩個陣營”、一個“中間地帶”的理論。他認為，戰后世界將分為以社會主義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和以美國帝國主義為首的反動陣營；在美蘇之間隔著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由歐、亞、非三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構成。美蘇之間不會爆發戰爭，美國極力突出美蘇矛盾的目的是力圖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國在內的中間地帶國家。

這一理論隨后成為新中國制定外交方針的指導思想。1949年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對形勢的基本估計是，中國革命所具有的反帝性質和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力量的增長，使我們可以采取和應當采取有步驟地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而帝國主義決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這是他決心采取“一邊倒”戰略的重要原因。

瑪雅：新中國成立后，杜魯門政府曾一度表示，將不再干涉中國局勢的演變，這為中共攻打臺灣打開了方便之門。然而，就在此時，朝鮮戰爭爆發。美國隨即調整了戰略，將遏制蘇聯的目標擴大為遏制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共產主義世界。這一政策調整，給中美關系帶來了嚴重后果：美國和中國之間22年的尖銳對峙。

章百家：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一個短時期，美國采取的是觀望政策，“等待塵埃落定”。就是說，當一棵大樹倒下時，塵土會揚起來，一時什么都看不清，需要等待。但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就不再觀望了，而是立即采取行動，這就導致了“一邊倒”格局的固定化和長期化。如果沒有美國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和中美在朝鮮交戰，“一邊倒”的局面可能不會持續那么長的時間。美國的行動后果是嚴重的。它在關鍵時刻打斷了中國統一的進程，使中國失去了解放臺灣的有利時機；美軍在朝鮮又越過三八線，將戰火燒到中朝邊界，中國不得不被迫應戰。中美關系由此持久地陷入僵局，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也難以取得突破，中國對外經濟聯系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圍內。在這個過程中，冷戰大格局的影響是主要的，中國實行“一邊倒”只是一個相對次要的因素。

瑪雅：我的印象是，建國初期，中美關系先后有幾次可能出現緩和，但都“陰差陽錯”地失去了機會。

章百家：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的對華政策確實出現了搖擺，但當時美國承認新中國的可能性其實很小。一個基本原因是，美國不可能在歐洲實行反共的遏制政策，而在亞洲卻與一個新生的共產黨政權妥協。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中國革命的任務就是要取得徹底的民族獨立，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因此，中共也不會謀求同美國妥協。

朝鮮停戰后，中國領導人最初的估計是國際局勢將趨于緩和。為此，中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動。周恩來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萬隆會議上都明確地向美國作出了緩和的姿態。1956年8月，毛澤東在審閱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時專門加了一段話：“為了和平和建設的利益，我們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系。我們相信，這一點總有一天會做到。”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后不久，中國政府宣布取消不讓美國記者進入中國的禁令，又在大使級會談中就消除兩國的貿易障礙、促進人民往來和開展文化交流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和草案。然而，中國政府的這些努力，沒能得到美國政府的回應。

瑪雅：這樣說來，“一邊倒”格局的形成，不僅是新中國根據形勢所做的政策選擇的結果，也是外部世界對中國革命所作反應的結果？

章百家：是的，這種格局的形成是一種互動的結果。不過，我想補充說明，作為具有全局意義的大戰略，“一邊倒”的提出有著復雜而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中共建政前后，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是，選擇什么樣的對外戰略才能有利于新生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在這方面，民國初年中國外交所遭受的兩個重大挫折，給了中共領導人深刻的歷史鏡鑒。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在對外政策方面有兩個目標：一是爭取世界各主要國家對中華民國的承認；二是使各國逐步免除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兩個努力都遭到了失敗。孫中山于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辭去了大總統職位，讓位于被列強看中的袁世凱；中國在收回國家權利、廢除不平等條約方面遭受的挫折更為慘重，最突出的事件是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

這些失敗給中國對外關系帶來兩個結果：一是經過十月革命建立的蘇聯日益成為對中國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二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革命運動。中國革命者把自己的期望轉向俄國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正當中國人為在巴黎和會上遭到的屈辱義憤填膺而又感到孤立無援之時，列寧領導的蘇維埃俄國表示，愿意放棄沙皇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盡管這些允諾后來并沒有兌現，但強烈的對比使中國人相信，蘇俄是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摯友。

新中國成立之時采取“一邊倒”方針，一方面，強烈地反映出中共要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告別百年屈辱歷史的決心。中共領導人認為，新中國要建立起新型的對外關系，就必須迅速割斷同舊中國屈辱外交的聯系，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

從“一邊倒”到“反兩霸”

瑪雅：進入60年代，隨著中蘇矛盾不斷激化，中國外交從“一邊倒”進入“反兩霸”時期。這也是一種因應時局變化的戰略選擇？

章百家：與“一邊倒”不同，“反兩霸”并不是在對形勢作出冷靜清晰的判斷后作出的戰略選擇，而是在中美關系僵持、中蘇關系不斷惡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多少有些即興之作的成分。

瑪雅：為什么這么說？

章百家：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提出：“當前正處在世界革命的一個新時代”，世界形勢的總趨勢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10月，中國報刊公開呼吁：“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世界，一定要建立起來。”這種對形勢的分析以及據此提出的任務，今天看來幾近荒誕。

這個時期，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出現了重大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蘇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美蘇之間的矛盾；高估了戰爭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和平發展的可能性。這種偏差致使中國的對外政策日趨激進，試圖在推進世界革命的進程中發揮主要作用，使中國完全以現存國際秩序挑戰者的恣態出現在世界舞臺上。結果，作為中國外交政策基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削弱了，“革命不能輸出”的信條不再被認真遵守，對外援助也不再量力而行，國家在對外交往中的許多實際利益被棄之不顧。

然而，無論如何，中國領導人在這一時期為堅持獨立自主、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做的斗爭都是必須加以肯定的。正是因為中國敢于同時與美蘇兩個大國對抗，才得以在冷戰的大環境下逐步成為世界舞臺上一支完全獨立的力量。

瑪雅：從積極的方面看，可不可以說，這種獨立自主、不畏強權的國際形象和地位，為后來的外交和戰略調整奠定了基礎？

章百家：的確。70年代初期的外交和戰略調整，是中國第一次作為一支主要的國際力量積極參與調整，而不是被動地卷入其中。調整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緊迫的安全問題。經過50年代后期以來十余年的發展，中、美、蘇三方的關系發生了變化，蘇聯取代美國，成為對中國最大的和直接的威脅。1969年的中蘇邊界沖突促使毛澤東、周恩來不得不重新思考外交和戰略問題。按照他們的布置，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建議：利用美蘇矛盾，緩解中美矛盾，力圖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在尋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礎上，聯合美國，抗御蘇聯霸權主義。

瑪雅：美國人說，是尼克松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很多中國人大概也這么認為。事實上，打破中美關系僵局，中國并不是被動的。這是一個雙向選擇，雙方都有各自的利益需求。

章百家：1973年，毛澤東提出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次年，又提出“三個世界”的思想。這是毛澤東生前提出的最后一個大戰略。這一外交政策的轉變具有廣泛而深遠的意義，中國外交活動的范圍從此擴展到整個國際舞臺，而此前基本被局限在半個舞臺上。這一轉變也具有深刻的國內政治意義，它與當時“左”的意識形態嚴重背離，是此后一系列國內政策轉變的先導。更重要的是，當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啟動之時，中國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進程也同時啟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