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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抑制粗放式發展的沖動

■算賬三：不合理的能源需求到底有多少，離開“三高”路在何方。

關于發展道路，杜祥琬提出，“以粗放的能源供給滿足增長過快需求的能源供給模式”，可簡稱為A模式，A模式應逐步轉變為“以科學的供給滿足合理的需求”的新型供需模式，簡稱“B模式”。

以水泥為例，來說說“合理需求”：從2000年到2010年，我國水泥年產量從6億噸增至18.4億噸，已占世界水泥總產量的近60%（鋼、鐵等高耗能產業情況類似）。據專家們計算，現有產能已足以滿足每年同時完成25億—30億平方米建筑竣工面積、10萬公里公路、7000公里高速公路、6000公里鐵路、1500公里高速鐵路和改建新建20個機場，已超出住房和各種必要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的合理規模。

客觀上，這些高耗能產業已趨于飽和，再人為拉高其增長，只會使資源和環境的約束進一步趨緊，而那些既無科技含量又不惠及民眾的高樓攀比工程、面子工程、高端投機性建設、高爾夫球場等，本來就是應當抑制的不合理需求。

中國環科院的一項研究表明，我國每年的GDP增長中有3.4%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獲得的。錢雖然多了，社會質量下降了，就會有違“以人為本”的發展初衷。

杜祥琬邊說邊畫圖，用庫茲涅茨曲線解釋，一條是代表污染的縱軸，一條是代表發展的橫軸。我們不要重走西方“爬山包”的倒U型老路，要爭取發展的同時污染少增加的“隧道效應”，就是有污染的增加也要盡量爬“小山包”，落實“新型工業化道路”。

杜祥琬指出，粗放發展的標志是“高投資、高消耗、高污染，低質量、低效益”，概括起來就是“三高兩低”。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均資源有限、環境容量有限的人口密度大國，必須精心設計仔細謀劃，抑制粗放大躍進的沖動，科學發展才能保證可持續性發展。

我國經濟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積累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經濟建設有自身的客觀規律，長期高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GDP更不是越高越好,“十二五”規劃將年均GDP增長目標定為7%,就是最高決策層在主動調整經濟發展速度。

“對于GDP增長不夠高就無法滿足就業需求的擔心可以理解，但轉變經濟結構是破解難題的根本途徑。”杜祥琬說，“有關專家的研究表明，第三產業7%的增長吸納的就業與第二產業10%的增長提供的就業相當。”

面對中國能源家底的現實，杜祥琬呼吁，要大力節能，提高能效，控制總量。同時我們也要努力發展大有希望的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在全社會倡導“適度的物質消費，豐富的精神追求”的生活方式，反對“攀比奢華”的不良風氣，中國的人均能耗、人均轎車數、人均排污量，單位建筑面積能耗等必須控制到顯著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是節約型社會的必然內涵，也是創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必然要求。

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變化情況（部分年份）

1993年 中國首度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其原油對外依存度當年僅為6%，但此后一路攀升

2000年 對外依存度26.7%

2003年 對外依存度35%

2005年 對外依存度42.9%

2006年 對外依存度突破45%

2007年 對外依存度47%

2008年 對外依存度49%

2009年 對外依存度突破50%的警戒線，達51%

2010年 對外依存度53.8%

今年上半年 對外依存度54.8%

來源：光明日報 編輯：于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