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性退出機制
上千萬人轉換身份,并不是單純一道行政命令就能見效,需要多方制度配套跟進。
重慶從今年1月起,正式啟動戶籍改革,并初步形成了《重慶市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意見》草案。據市發改委透露,為確保可操作性,正在建立相應的土地、住房、社保、教育、衛生等方面17項配套機制。
在路徑上,重慶選擇了漸進式的改革模式。改革創新之處,在于靈活處理了農民轉戶進城后相關土地權益的問題。
重慶在綜改區獲批之初,曾把主城的九龍坡區作為實行戶籍制度改革試點的地區。該區推出了“宅基地換住房,承包地換社保”的制度,退出這兩地的農民,就可以申報為城鎮居民戶口,享受平等待遇。而在資金來源上,九龍坡主要采取的辦法,是“農村建設用地與城鎮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運作。
但后來證明,農民的搬遷安置,新型農村社區的興建,及宅基地復墾,使政府負擔沉重。而農民購房成本與補償之間的差額,也成為農民不小的支出。九龍坡區資金雄厚,有能力負擔這一巨大的初始成本,但在全市卻難以復制。
另一方面,重慶市公安局及有關部門問卷調查顯示,90%以上農民都不愿放棄農村的土地進城。進城轉戶的農民,在城里生活不下去了怎么辦?
重慶由此設計了一套彈性退出的制度。
據黃奇帆在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上介紹,城市戶口捆綁著就業、住房、養老、醫療、教育“五件衣服”,農村戶口則捆綁著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件衣服”。
基于此,在給農民穿上城里的“五件衣服”時,暫時不脫下農村的“三件衣服”,即暫時保留他們對土地、林地、宅基地的收益。這個緩沖時間大約為三年。
黃奇帆稱,不能簡單的要求農民這邊進城,那邊就要“脫衣服”,進城剛性的給“衣服”是政府的政策,脫衣服的過程是一個市場配置逐步到位的過程。
作為配套政策,市發改委副主任范文仲透露,重慶農村正在展開全面土地、林地的確權,屆時將考慮把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收益權和處置權分開,農民轉為市民后,可保留土地收益權,而處置權則交給相關的信托機構,由這些機構集中招商,引進大戶,開發農業項目。
此外,重慶市政府委表示,重慶首批展開的轉戶對象,將以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為主,他們平均年齡為32到33歲。黃奇帆稱,“這是考慮到,作為打工一族,他們還有10到20年工齡,不用政府急需支付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金。同時,他們工作期間還要自行繳費。可減少財政壓力。”
試錯權
對于重慶戶籍改革的思路,一些疑惑性的難題仍然待解。
“當現實突破現行法律時,是允許改革先突破立法,還是先松動法律,再推行改革,改革突破法律的一般限度在哪里,這的確是綜改區必須要面對的問題。”西南政法大學鄧剛教授說。
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劉俊表示,戶籍制度改革,實質是改變長期存在的城鄉之間巨大的制度差異,這是非常難的。尤其土地這樣的基本制度,一旦改變,就會形成很大的制度依賴,因此在路徑和執行的細節上需要仔細設計。
比如納入改革體系的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市社科院研究員丁新正指出,二輪承包之后,土地剩余已經很少了,根據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原則,這些80后基本上是沒有土地的。“轉戶之后,這些人享受不到土地的收益,萬一進城也不能保障充分就業,那該如何處理?”
學界對重慶戶籍改革更多的疑問則是,“農民轉戶后,就是城里戶口,按政策的剛性規定,在享受城市戶口待遇的同時必須要放棄農村土地,那么農民繼續保留土地權益的合法性依據在哪里?”一位學者稱。
對政府來說,最棘手的問題則是,如果三年后,農民要求退回去怎么辦。
重慶推進戶籍改革的重要動因之一,是解決城市用地的困境。重慶可用建設用地僅9000多平方公里,基本已用完。而今后幾年,全社會基礎設施用地、工業用地、城市人口增加,需要新增2000多平方公里土地。
這2000多平方公里從哪里來?黃奇帆認為,農民在城市發展中進城了,原來的承包地將發生流轉,宅基地也可能會被復墾為耕地,新增的建設用地指標,將成為“地票”,進入農村土地交易所。
由于現實與法律之間存在這么多矛盾,楊慶育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曾以代表的身份多次呼吁,應明確給予試驗區試錯權,允許錯了,重新來過。這也是成渝兩地很多官員的看法。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院長王衛國認為,“從工業化、到城市化,到城鄉一體化,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已面臨重要轉折,戶籍制度必須進行改革,但因為牽涉太多復雜的利益體,使國家難以決斷改革的路徑和風險,而各個試驗區和試驗就是要解答這個問題。”
但他同時表示,當前試錯的空間其實很小,“如果錯了重頭再來,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甚至是難以承受的,所以必須在事前有科學的論證。”
因此,在成渝綜改總體方案獲批后,國務院已要求,兩個試驗區重點的改革項目,必須經批準后實行,這實也為降低改革的風險。
“在獲得上層支持的情況下,進行改革,風險應該在可控范圍內。”當地一位政府官員表示。
黃奇帆已在近日表示,農民工落戶城鎮的改革將率先在兩江新區實施。有分析認為,這也許將為重慶的戶籍改革提供較大空間。
來源:中國經濟網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