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同志們：
從我們黨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已經過去十一年多的時間了。在這個期間，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黨都已經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在這十期間，黨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團結了全國人民，在不過三年多一點的時間里，打敗了蔣介石的幾百萬軍隊，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全國革命勝利以后，黨和人民政府又在不過三年的時間里，完成了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和一系列的民主改革的任務；從一九五三年起，黨和人民政府又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并且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所有這些一個接連一個的光輝的勝利，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規定的政治路線和七大以后黨中央的政治領導的正確性；同時也無可爭辯地證明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規定的組織路線和七大以后黨中央的組織領導的正確性。關于這個時期黨的工作的各個方面和黨在目前的任務，劉少奇同志已經作了詳細的報告。現在，我受中央委員會的委托，在這個報告里所要講的，是關于我們黨的章程由于黨的情況的變化所需要作的修改。
一
現在提請大會討論的黨章草案，是經過各地黨的組織的討論和多次修改而成的。這個草案，同第七次大會所通過的黨章比較起來，并沒有根本原則上的不同，但是，在具體內容上卻有了很多的改變，其中包含一些帶有原則性的改變。
在第七次大會召開的時候，我國的人民革命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還沒有得到勝利。那時候，日本侵略者還占領著我國大部分城市和交通線，蔣介石政府還統治著大部分的后方地區。黨所領導的各個解放區，還受著敵人的分割。當時黨有一百二十一萬黨員，這些黨員的絕大部分是在解放區的農村里，在國民黨統治區和在敵占區的黨員，都處在秘密狀態。
現在，我們的國家的狀況完全不同了。我國的人民革命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已經在一九四九年獲得了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實現了空前未有的國家統一。現在，除了個別邊疆地區以外，我們不但已經徹底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務，而且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任務。同時，七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也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所有這些，使得我國的階級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工人階級己經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農民已經由個體農民轉變為合作化的農民；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處在消滅的過程中。
黨的狀況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的黨，已經在全部國家工作中居于領導地位。黨的組織分布到全國每一個城鎮和縣區，每一個重要的企業，并且分布別各個民族。黨員的數目，比第七次大會的時候增加了八倍，比一九四九年全國勝利的時候，也差不多增加了兩倍，而且多數黨員都在各級國家機關、經濟組織，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中擔負了一定的工作。這些情況，要求我們十分注意加強黨的組織工作和對于黨員的教育工作。
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面臨著新的考驗。過去七年，一般說來，我們黨經受住了這種考驗，我們國家在各方面的進步是很顯著的，我們絕大多數黨員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是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七年的經驗同樣告訴我們，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于黨的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而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結果，必然發展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這種錯誤在我們黨內也不是比前幾年減少而是比前幾年增加了。
執政黨的地位，還很容易在共產黨員身上滋長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有一些黨員，稍稍有點工作成績，就自以為了不起，就看不起別人，看不起群眾，看不起黨外人士，似乎當了共產黨員，就比非黨群眾高出一頭，有的人還喜歡以領導者自居，喜歡站在群眾之上發號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眾商量，這實際上是一種狹隘的宗派主義傾向，也是一種最脫離群眾的危險傾向。
針對著這種情況，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經常警戒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為此，黨除了應該加強對于黨員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還在于從各方面加強黨的領導作用，并且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于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
我們需要實行黨的內部的監督，也需要來自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對于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無論黨內的監督和黨外的監督，其關鍵都在于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發揚我們黨的傳統作風，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在第七次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所提倡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很顯然的，上面所說這些國家和黨的狀況的巨大變化，對于我們黨的要求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對于共產黨員的要求也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我們向大會提出的黨章草案，就是根據這些新的情況和新的要求而對原有黨章作了適當的修改。
此外，從第七次大會以來，我們黨無論在聯系人民群眾、組織人民群眾和團結黨外民主力量方面，在領導國家工作和經濟工作方面，在發展和鞏固黨自身、領導一切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團結一致、積極工作方面，都積累了許多新的經驗。這些經驗，也適當地反映到黨章草案中去了。
關于修改黨章所根據的條件，我所要說的就是這一些。
二
黨章草案的總綱，同原有的總綱比較起來，有了很大的修改，特別是在政治方面。這是很容易了解的。黨章的總綱，是我們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和組織綱領。我國的政治情況既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們在目前時期的政治綱領，當然也要有根本的改變。關于總綱的政治部分，在大家聽了劉少充同志的報告以后，我以為可以不再作什么說明了。對于黨章草案的總綱，需要首先著重說明的，是其中說到的我們黨的群眾路線問題。
群眾路線在我們黨的工作中，并不是新的問題。在第七次大會通過的黨章，特別是黨章的總綱中，就是貫串著群眾路線的精神的。毛澤東同志在第七次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關于黨的作風的部分，劉少奇同志在第七次大會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關于黨章的總綱部分，對于群眾路線問題都作了精辟的解釋。現在所以仍然需要加以著重說明，是因為：第一，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組織工作中的根本問題，是黨章中的根本問題，是需要在黨內反復進行教育的。雖然第七次大會已經對于這個問題作了說明，但是，現在黨內絕大多數同志是在第七次大會以后入黨的，而且實踐證明，有許多同志并沒有貫徹執行這一路線，這說明黨內對于這一問題的教育，還決不能認為是充分的。第二，從第七次大會到現在的十一年間，黨的實際斗爭的經驗，給了這一路線以更深刻更豐富的內容，因而在黨章草案中，這一路線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反映。黨章草案的總綱，著重地指出了黨必須不斷地發揚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傳統，并且指出了這個任務由于黨成了執政的黨而有更加重大的意義。
什么是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呢？簡單地說來，它包含兩方面的意義：在一方面，它認為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群眾服務；黨對于人民群眾的領導作用，就是正確地給人民群眾指出斗爭的方向，幫助人民群眾自己動手，爭取和創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黨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和依靠群眾，而不能脫離群眾，不能站在群眾之上；每一個黨員必須養成為人民服務、向群眾負責、遇事同群眾商量和同群眾共甘苦的工作作風。在另一方面，它認為黨的領導工作能否保持正確，決定于它能否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澤東同志所起草的黨中央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的話來說，就是“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
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具有極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馬克思主義向來認為，歸根結底地說來，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工人階級必須依靠本階級的群眾力量和全體勞動人民的群眾力量，才能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時解放全體勞動人民。人民群眾的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愈是發展，工人階級的事業就愈是發展。因此，同資產階級的政黨相反，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共產黨－－這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中先進分子的集合體，它對于人民群眾的偉大的領導作用，是不容懷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為先進部隊，它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群眾，正因為，而且僅僅因為，它是人民群眾的全心全意的服務者，它反映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幫助人民群眾組織起來，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爭。確認這個關于黨的觀念，就是確認黨沒有超乎人民群眾之上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向人民群眾實行恩賜、包辦、強迫命令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在人民群眾頭上稱王稱霸的權力。
如果不從認識方法上解決黨的主張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問題，那末，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仍然不能真正地解決。實踐證明，許多人并非在主觀上沒有為人民服務的愿望，但是他們仍然把工作做壞了，使群眾受到重大的損失。這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是先進分子，是領導者，比群眾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眾學習，不同群眾商量，因而他們出的主意，經常在群眾中行不通；但是，他們又不從錯誤和失敗中取得教訓，以為錯誤和失敗，只是由于群眾落后和其他臨時因素的影響，因而濫用黨的威信，繼續一意孤行，這就使他們的錯誤和失敗愈來愈嚴重。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這種主觀主義者給我們黨的損失，給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損失，是不可勝數的。主觀主義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做群眾的學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眾的先生，并且只有繼續做學生，才能繼續做先生。一個黨和它的黨員，只有認真地總結群眾的經驗，集中群眾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確的方向，領導群眾前進，我們不是尾巴主義者，當然懂得，群眾的意見一定不會都是正確的和成熟的。我們所謂總結和集中，并不是群眾意見的簡單堆積，這里必須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但是，離開群眾經驗和群眾意見的調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領導者也不可能進行正確的領導。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也是會犯錯誤的，但是不斷地同群眾商量，不斷地研究群眾的實踐，這就使黨有可能少犯錯誤，并且及時地發現和糾正錯誤，而不致使得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
因此，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本身就要求黨的領導保持謙虛和謹慎的態度。驕傲，專橫，魯莽，自作聰明，不同群眾商量，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為了自己的威信而堅持錯誤，是同黨的群眾路線根本不相容的。
回顧一下我們黨從第七次大會以來所走的道路吧：我們黨在解放戰爭中，在土地改革和肅清反革命的斗爭中，在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斗爭中，在發展工業、農業和其他經濟文化建設事業的斗爭中，我們黨所得到的巨大勝利，哪一項不是執行群眾路線的結果？例如說，為什么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員和戰斗員能夠戰勝在數量上和裝備上都占優勢的國民黨軍呢？難道主要地不是由于他們堅持為人民服務的立場，用自我犧牲的精神，樹立了模范的軍民關系，在部隊內部建立了能夠充分發揚下級官兵積極性的同志式的關系，并且依靠群眾，總結每次戰爭的經驗，從戰術到戰略都不斷地得到進步的原故嗎？戰士替居民挑水，官長替士兵蓋被子，在火線上開“諸葛亮會”，保護俘虜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虜的腰包，這些看起來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偉大勝利，正是同這些小事分不開的。例如說，幾千年受地主階級壓迫的幾萬萬農民，為什么能夠成了自己命運的主人，這樣堅決地建設自己的新生活呢？難道不是由于我們黨在土地改革期間所派的工作團，真正深入到了貧苦農民中間，找出他們的積極分子，喚起他們的覺悟，動員農民自己起來，推翻地主的統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們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領導核心，而不是簡單地由政府下命令把地主的土地轉移給他們的結果嗎，他們這樣迅速地和自愿地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難道不是我們黨從群眾本身的經驗出發，大量地幫助農民從組織季節性的互助組起，進而組織常年互助組，進而組織初級合作社，又進而組織高級合作社，使農民從實踐中確信了合作化的優越性的結果嗎？例如說，我們國家的肅反運動之所以能夠獲得如此巨大的成績，而又能夠少犯錯誤，難道不是我們采取了專門機關和發動群眾相結合的正確方針的結果嗎？難道不是因為我們充分地發動了群眾，在幾萬萬只眼睛的透視之下，才使得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沒有藏身之所，而不得不低頭認罪、接受改造和重新做人嗎？例如說，在全國解放以后，不到兩三年的時間，我們就改變了舊社會那種極端腐敗的社會風氣，樹立了具有優良道德品質的新的社會風氣，難道沒有廣大人民群眾自覺自愿的行動和群眾之間的相互教育、相互勸導和相互幫助，能夠收到這樣的效果嗎？試問，我們在大規模的消滅鴉片煙毒的運動中的勝利，在大規模的愛國衛生運動中的勝利，以及在生產建設和其他各種工作中的勝利，哪一件不是因為這個運動或者這件工作的本身，確實反映了廣大群眾的要求，并且變成了廣大群眾自覺自愿的行動的結果呢？
在說到我們黨由于實行群眾路線而得到巨大的勝利的時候，我們的意思決不是認為我們的工作在這一方面都是光明的。恰恰相反，我們的目的是要讓全黨記住：如果正確地實行群眾路線，使我們得到成功，那末，違背群眾絡線，就一定要使我們的工作遭受損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損失。如同前面已經說過的，由于我們黨現在已經是在全國執政的黨，脫離群眾的危險，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脫離群眾對于人民可能產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黨認真地宣傳和貫徹執行群眾路線，也就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在黨的組織和國家機關的許多工作人員中，正在滋長著形形色色的官僚主義的傾向。不少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眾，不重視調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實情況。他們往往不是從客觀的實際條件和人民群眾的具體實踐出發，來考慮和決定他們的工作，而是從不確切的情況出發，從想像和愿望出發，主觀主義地來考慮和決定他們的工作。因此，他們作出的決議、指示雖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確，有的甚至完全錯誤。他們在執行中央和上級的指示的時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級同志和群眾商量的辦法，不結合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而只是機械地盲目地搬運。他們往往滿足于表面上的成績，而不注意工作的實際效果，或者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壞的方面，或者只追求數量，不講究質量。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心中無數，常常“左”右搖擺，有時表現為右傾保守，思想落后于實際，有時又表現為急躁冒進，貪多求快，超過實際的可能。
不少機關的負責同志，把自己的絕大部分時間，用在處理文電和不必要的過多的開會上面，很少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了解他們的要求和研究他們的經驗，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務主義和文牘主義的泥坑。不少領導同志，喜歡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建立龐大的機關，由于機構臃腫，層次重疊，不能使群眾的意見和要求正確地及時地反映上來，也不能把自己的決議和指示正確地迅速地貫徹下去，在自己和群眾之間，設置了許多人為的障礙。不少負責同志，對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決的問題，不是親自動手來處理，而是層層下放，然后又層層上報，結果不是處理有錯誤，就是處理不及時，使工作受到許多損失。更嚴重的是有些領導同志，不愿意接近群眾，不關心群眾的痛癢，對于群眾要求迫切解決的問題，不是積極地去解決，而是抱著一種無動于中的冷淡態度。
官僚主義也表現在有一些干部有嚴重的驕傲自滿情緒。他們夸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只能聽人奉承贊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甚至有些品質惡劣的人，還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我們黨內還有一種人，他們把黨和人民的關系顛倒過來，完全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在人民中間濫用權力，做種種違法亂紀的壞事。這是一種很惡劣的反人民的作風，這是舊時代統治階級作風在我們隊伍中的反映。誠然，這樣的干部為數很少，但是，他們的危害卻很大。
官僚主義傾向還有一種比較大量的表現，就是命令主義。不少黨的組織和干部，在作出決議、指示以前，既不同群眾商量，在執行決議、指示的時候，對群眾又不是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圖一切依靠命令行事。犯這種錯誤的同志，他們在主觀愿望上也許是想把工作做好，但是，在實際上卻是把工作做得很壞。這種命令主義的錯誤，在黨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中表現得較為突出，但是，下面的命令主義錯誤，往往是同上級領導機關的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分不開的。
上述這些現象的存在，說明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還遠沒有在我們黨內得到完全貫徹執行。我們必須向這些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的現象進行經常的斗爭。而且我們必須看到，官僚主義是過去人類歷史上長時期剝削階級統治的遺留物，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有深遠的影響。因此，貫徹群眾路線，克服官僚主義，也必須是一個長時期的斗爭。
黨章草案在總綱部分和有關的條文中，都提出了這個任務。當然，僅僅依靠這些規定，并不能自動地解決問題。我們還必須采取一系列具體的措施。我們應當采取哪些措施呢？
第一，必須在黨的教育系統中，在黨員的教育材料中，在黨的報刊中，著重進行黨的群眾路線的教育。
第二，必須有系統地改善各級領導機關的工作方法，使領導工作人員有足夠的時間深入群眾，善于運用典型調查的方法，研究群眾的情況、經驗和意見，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把絕大部分時間用在坐辦公室、處理文件、在領導機關內部開會上面。應該縮小領導機關，減少領導機關的層次，盡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員騰出來派到下層去，使留在領導機關的工作人員必須親自處理實際工作，防止領導機關官僚化的危險。
第三，必須健全黨的和國家的民主生活，使黨的和政府的下級組織，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證，可以及時地無所顧忌地批評上級機關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使黨和國家的各種會議，特別是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充分反映群眾意見、開展批評和爭論的講壇。
第四，必須加強黨的和國家的監察工作，及時發現和糾正各種官僚主義現象，對于違法亂紀和其他嚴重地損害群眾利益的分子，及時地給以應得的處分。
第五，各地區各部門黨的組織，必須運用過去整黨工作的經驗，采取群眾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每隔一定時期，對全體黨員進行一次工作作風的整頓，特別著重檢查群眾路線的執行情況。
在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中，密切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廣泛地吸收黨外人士參加這一斗爭，具有重大的意義。現在我們黨內還有不少的同志，甚至還有一些負相當領導責任的同志，仍然犯著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黨外人士合作的毛病。這實質上是一種非常有害的宗派主義傾向，必須克服這種傾向，才能使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得到貫徹實行。必須使這些同志了解，我們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長期的，這一個方針是早已確定了的。從抗日戰爭時期開始，我們黨就實行了同黨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同各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十多年的經驗證明，這種合作對于我們黨的事業，是有益而無害的。同我們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有許多人最初在政治上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但是在合作的過程中，他們的立場，逐漸在不同程度上向社會主義方面變化了，并且將繼續向這個方面變化。當然，這種合作中間是有斗爭的，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問題不在這里，而在于這些黨外的民主人士，能夠對于我們黨提供一種單靠黨員所不容易提供的監督，能夠發現我們工作中的一些我們所沒有發現的錯誤和缺點，能夠對于我們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幫助。在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以后，在他們的立場和我們的立場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們可以給我們的幫助只有越來越多。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繼續擴大同黨外人士的合作，使他們在我們的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中，和在國家各方面的事務中，發生更大的作用。
關于我們黨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的意義，關于我們黨在工作中繼續貫徹群眾路線方面的任務，我所要說的就是這一些。
